本文节选自《乌托邦之概念》([英]鲁思·列维塔斯著，李广益、范轶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二章。

　　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传统和乌托邦主义向来格格不入。在前者看来，乌托邦主义就是为一个无法实现的未来社会构建蓝图，而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使用同样的定义将其对乌托邦主义的控诉还治其身。放眼20世纪，通常不受欢迎的乌托邦主义尚有几位引人瞩目的知音(包括后面的章节将要讨论的恩斯特·布洛赫、赫伯特·马尔库塞、爱德华·汤普森等人)，但认为乌托邦有助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始终是少数派意见。

　　马克思主义反对乌托邦的根源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找到，然而，他们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批评被不恰当地用来证明，一概反对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描述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反对所使用的乌托邦概念，除了在“标签杀敌”(annihilation by labels)的过程中充当政治武器，还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对未来的推测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与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之间真正的争论并不在于目标或未来景象的价值，而在于转变的过程，特别是仅凭宣传足以最终实现社会主义这样的信念。针对乌托邦逐渐发展起来的总体倾向，不仅歪曲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观点，还对过去百年中的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了完全有害的影响。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尝试阐明真正能够区分乌托邦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由及其对未来推测和乌托邦概念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事实上很少使用乌托邦这个术语，除了主要在“乌托邦社会主义”和“乌托邦共产主义”等术语中出现的形容词形式utopian。近期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辞典》包罗万象，却压根没有“乌托邦”这个词条(考虑到辞典收入了关于恩斯特·布洛赫的词条，这种遗漏或许令人惊奇)。“乌托邦社会主义”是一个有着特殊历史含义的术语，最初指圣西门和傅立叶在法国、罗伯特·欧文在英国宣扬的理念和掀起的运动，但这个场域随后得到扩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乌托邦共产主义”，主要指卡贝在法国和魏特林在德国的追随者。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致力的整个事业可被视为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批判，但为了理解其特定批评的意义，我们需要简要考察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他们自己的理念。

乌托邦社会主义者

　　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都为将会克服早期工业社会标志性的贫困、堕落等昭彰罪恶的新社会草拟了制度方案。他们都对耳闻目睹的贫富两极分化、私有财产不受束缚的权力以及传统性道德和家庭关系持批判态度。他们各自的批评性质和解决方案很不一样，但都强调合作、联合与和谐的重要性——并且都认为其方案建基于对人性的科学理解，以此论证其正当性。像马克思一样，他们自称对现状有准确的分析，并从这些经验分析中提炼出他们推荐的解决方案——同样被其称为不可避免。他们也拒绝“乌托邦”这个称号，因为它主要的意思是不可实现。

　　和马克思一样，圣西门相信工业发展为理想社会的成长奠定了基础，原因是它为丰裕提供了前提条件，从而使消除贫困、懒惰和无知成为可能。当今困扰社会的弊病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造成的影响，亦将不可避免地被克服。未来社会在平等方面不会是完美的，但将为人类才能的发展(因此也将为生产的扩张)提供最为充分的机会。但这些才能并不是平等地分配给整个人群的，而圣西门的理想社会由三个阶级组成，与人类的三个天赋不同的类型相称：科学家、艺术家和生产者。这种人性的三分组合观被称为是科学的。社会和谐将因人类活动与其意愿的契合而大行于世，因此对政府的需要将逐渐衰退，最终为管理所取代。不过，晚年圣西门也主张，有必要运用更为有效的社会黏合剂来确保和谐，其来源是一种新的宗教，其道德规范以爱为准绳，以暴力为禁条。

　　圣西门像傅立叶和欧文一样，希望看到新社会靠劝说而不是暴力建立起来。和他们不一样的是，他的目标是整个社会的转变，而不是通过建立小型实验社区逐渐改变。看不出所有者和工人的利益有何对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被视为生产者阶级的一部分，与寄生者形成对照，后者主要由贵族和僧侣组成：

生产者不希望被任何一个或另一个寄生者阶级掠夺。……显然，斗争将在整个寄生者群体的一方和生产者群体的另一方之间进行到底……

　　因此，以圣西门1825年去世为契机建立起来的圣西门主义运动，寻求说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双方认可其计划的价值。由于对暴力和冲突主要持反对态度，这场运动在社会层面实质上是寂寂无为的。但是，到了1830年代早期，圣西门主义不再强调其学说的“科学”性，转而自命为宗教，而它鼓吹的爱之教义包含解放两性激情和反对资产阶级家庭。1832年，运动领导者被送上审判席，处以监禁，整个运动也被宣布为非法。圣西门主义运动并未因此覆灭，一直持续到1848年以后，但其对工人阶级的吸引力荡然无存，唯继续热衷于道德和宗教问题。

　　傅立叶亦从声称是经验事实的猜测性人类学说中推导出其完美社会方案。在他看来，人性由12种激情构成，这些激情在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而其精确混合决定了每个人的独特性。基于这些激情和相应的人物类型，傅立叶进而推演出810种不同气质，并据此主张，一个和谐社群所需的人口数量最小值为1620，而理想值在1700到1800之间。他的理想社会将由这些自给自足的小型社群组成，个体被整合到社群中各种各样的团体中。职业选择、同好团体(congenial company)和工作本身的多样性意味着劳动将不再是一种强制：“有吸引力的工作不会导致肉体痛苦或精神紧张;对于工人而言，它是一种消遣，是对其才能的自由运用。”

　　傅立叶以远甚于圣西门的力度，痛斥自己身处的这个社会的压抑人性的道德，并将性愉悦置于理想社群生活的中心;他对社会疾患的分析还包含着详尽的宇宙论，甚至担心人类社会的不和预示着宇宙秩序的瓦解。傅立叶不仅声称他对人性的分析是科学的，还明确地拒绝承认其计划是乌托邦或不现实的：

什么是乌托邦？它是既没有执行手段，也没有有效方法的幸福之梦。因而所有的哲学科学都是乌托邦，因为它们许诺幸福，却总是引领人们背道而驰。

　　傅立叶运动着重于建立自给自足、以农为本的小型社区。正如欧文主义影响了英国的合作运动，它在法国关联着更为广泛的合作运动，但并未在新兴的工人阶级中得到有力支持，也没有被视为具有足够的威胁而加以镇压。

　　欧文和傅立叶一样，认为拯救社会的道路是建立自给自足的小型社区。但尽管他将宗教、私有财产和婚姻视为社会的三种主要罪恶，他的社区并没有设计成放纵感官和肉欲的飞地。财产共有自不待言，但消灭贫困靠的是消除浪费和过度消费;欧文的乌托邦具有其法国同仁的设计明显缺乏的清教色彩。他对人性的看法也有所不同：圣西门和傅立叶都对人性的内容有独到见解，欧文强调的却是其可塑性。人们是环境的产物，个性缺陷的原因并不在他们自己;因此，在培养能够在新社会适应合作的人类这一过程中，教育发挥着核心作用。事实上，“环境法则”是欧文哲学的核心要素：

　　任何普遍品格，从最好的到最坏的，从最蒙昧的到最开化的，都可以通过适当手段赋予任何社群，甚至是整个世界;这些手段很大程度上由那些影响人类事务的人掌握和控制。

　　和圣西门主义或傅立叶主义在法国的情况相比，欧文主义作为一场运动在英国新兴工人阶级中的根基要深厚得多，但却是一场性质历经多次转变的运动。欧文重构社会的尝试始于在新拉纳克开办一个模范工厂，以及建立社区用以解决失业问题的尝试——因此科贝特将其计划称之为贫民的平行四边形(parallelograms of paupers)。因其理念未能赢得权贵的支持，他将工人阶级视为社会变革的媒介。在1830年代，他主要致力于建立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工会，这个工会一度颇有人气。当这项事业崩溃之后，运动的目标转而聚焦于社区建设，其广阔分支，特别是在北英格兰的部分，为其成员和社区试验提供了社会和教育设施。欧文主义强调父权家庭造成的压迫和损害，因而深得妇女拥戴;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被整合到欧文主义之中。然而，在1840年代后期，当试验性社区不断受挫时，欧文主义运动像圣西门主义一样，秘密千年至福(millennialist)教派的色彩日益浓厚。

　　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都斥责现存社会不公正、不道德、总体上不能容忍。他们都寻求以全然不同、以合作而非冲突为特征、人性在其中获得真实表达的社会取而代之。他们都认为这场变革至少是有必要的，有时甚至视之为不可避免。并且，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新社会方案是如此的无可辩驳，对所有人的益处是如此的不言自明，因而藉由足够的宣传和理性的胜利就可以投入实施。尽管这些方案都声称自己脚踏实地，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将其一并斥为乌托邦。

共产社会主义

　　前一章出现的自由—人本主义式乌托邦定义将乌托邦视为对一个(可能无法实现的)理想社会的描述。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会像所谓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一样，被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说成是乌托邦。原因之一是，共产主义社会主要特征的轮廓可以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拼凑出来，尽管他们从未对其加以单独描述。同样广为人知的是，这种憧憬在许多方面与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愿景相似。许多人尝试将散布于马恩著作中的各种各样论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内容整合起来，如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愿景》和保罗·梅耶尔(Paul Meier)论证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和最终阶段与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一书的内容相同的尝试。参见第五章。然而，赞同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包含着乌托邦，与目标是否能够实现毫无关系。如奥尔曼所言，那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在进一步讨论关于转变过程的问题之前，有必要考察一下目标本身的性质。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性质的意见既有《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的非常抽象的原理，也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更为具体的陈述。在马克思的早期著述中，共产主义的目标是超越异化，克服私有财产制度造成的人类与其自身的疏离：

　　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疏离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完全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充分发展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充分发展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马克思(1818-1883)

　　通过社会占有消灭私有财产使工作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异化劳动正是异化的根源，因此，只能通过改变工作过程及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地位来克服人之疏离。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将人们变成生产过程的延伸，并阻碍了每个个体的广阔潜力的充分实现。因此便有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段我们耳熟能详的表述：

　　在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他所希望的任何方面造诣高明。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心所欲，今天做这事，明天做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致力批判，而不必成为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同样，“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画家，只有将绘画作为多项活动中的一项而从事的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乡村的区分都被消灭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这一点称赞了乌托邦社会主义者：

　　乌托邦主义者已经充分地了解到分工所造成的结果，即一方面是工人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是劳动活动本身的畸形发展，这种劳动活动局限于单调地机械地终身重复同一项操作。欧文和傅立叶都要求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作为消灭整个旧式分工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城乡对立的消灭……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因此，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并不是空想。

　　性别分工是否同样会被完全消灭，就不那么明确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显然支持作为新生产力的公共生活安排，这种安排包含新机器的发展和家庭的消灭，完全符合恩格斯对欧文所设计的社区带来的劳动力节省的赞扬。奥尔曼认为，儿童公育是因为需要避免父母对子女施加毁灭性的影响，而又不将其强行分开。但他承认，马克思的著述从未明言这一点，而且马克思从未讨论养育孩子对成年人(实际上通常是其母亲)的自我发展造成的局限，虽然奥尔曼断言“他肯定意识到这一点”。尽管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体的全面发展显然同样适用于男性和女性，但使之成为可能的手段有待推断或发明。

　　《政治经济学批判》明确指出，新人类通过“既是闲暇，也供更高级活动之用的自由时间”的扩展实现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成长。这种自由时间“将其拥有者转化为另一个主体”。工作仍然是必要的;与之相对，在工作之外的自由领域，人类的发展以其自身为目的。但这并不像一位评论者说的那样意味着自由问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被降格为自由时间的问题，也不意味着工作领域由异化的劳动构成。工作并不会成为“纯粹的乐趣，纯粹的消遣，就像傅立叶的……孩童般幼稚的观念中那样”，因为“真正自由的工作……同时也是困难得要命，要求付出最大努力的工作”。但即便“劳动不能像傅立叶欲求的那样成为一种游戏”，他所说的“最终目的是将生产方式本身而不是分配方式提升到高级形式”仍然值得赞赏。工作的性质和条件将会改变，因而工作尽管是必要的，却是自由的：

　　物质生产中的工作仅在满足以下条件时获得这一品格：(1)其社会性得以提出;(2)具备科学性，与此同时(在其应用中)普遍如此，并且不是工人作为以特殊方式加以训练的自然力的劳苦，而是他作为主体的奋斗，在生产过程中不是以仅仅自然、自发的状态出现，而是控制着所有自然力的活动。

　　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不仅大为削减，性质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特征有赖于生产力的扩张，这首先因资本主义而成为可能，继而又因其灭亡变得愈发可能。丰裕是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哥达纲领批判》总结了消灭分工、发展个体潜力、改造工作和增进物质繁荣(因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而成为可能)这四个关键特征：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生活的首要需求之后，在生产力已经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增长起来，公共财富的一切源泉更加充分地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最终这个新社会必然在不仅增加原子式个体的力量,而且使其充分社会化的意义上，造就一种不同的人。异化不仅影响人们与自己、与其工作的关系，还会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互相依赖、生产的社会性乃至总体上的人类存在的体认不仅带来工作的转变，还意味着个体在工作中和工作之外的相互关系不再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具有工具性和竞争性。

　　这里所概括的目标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作为乌托邦社会主义特征的希求和谐的愿望，但根本性的差异当然是存在的。首先，它并不像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方案那样，包含固定不变的制度模式或个人能力。其次，它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目标，但却对将会普遍实行的制度安排语焉不详。原因有二。根本性的反对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的意见认为，将在共产主义社会发展起来的需求、欲望和能力并不是静态的，处在资本主义的束缚中难以预知。此外，对共产主义图景三缄其口还有策略上的考虑：如果看起来是在提供新的理想社会规划，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臆测即其计划将会自己实现的批评就缺乏说服力了。因此，马克思更愿意将共产主义视为过程而非状态：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将被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将共产主义称之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

　　关键问题是转变过程：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对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并没有克制住自己不去更加明晰地描述共产主义未来第一阶段的制度要素，而成熟的共产主义正是通过这些要素最终得以确立。《共产党宣言》列出了无产阶级在掌权之后应当执行的十项措施，其目的是“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份清单包括：废除所有地产和继承权;将所有交通运输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并通过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掌握信贷;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并征收高额累进税;实行普遍劳务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通过重新分配全国人口、扩建工厂和改进农业生产，消灭城乡差别;对所有儿童实行免费教育，取消童工——尽管仅仅针对“现有形式”，教育将和工业生产结合起来。在另一处，马克思参照欧文概括了教育的最佳形式：

　　正如罗伯特·欧文向我们详细展示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这种教育将会使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和《法兰西内战》中还可以找到更多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性质的评论。最末一部著作支持的政治组织形式提出了地方和中央管理机构由普选胜出者组成、由选民委任并对选民负责的构想。《哥达纲领批判》进一步强调扩大生产和与此同时缩短工作日的长度，后者成为可能是因为大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事生产者将因为普遍劳动义务制而投入生产。马克思对要求平均分配所有劳动产品的呼声嗤之以鼻。首先，并非所有产品都可用于消费，因为必须有所投入，而且不是所有可消费物都可用于分配，因为行政运作和学校、保健以及供养无工作能力者等集体消费都会形成开支。其次，分配不能被视为一个孤立的问题，因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后者又取决于生产方式。因此，最初分配应以劳动者贡献的劳动时间为基础，在这个阶段不能以需求为依据。这在根本上是不公平的，因为既没有考虑人们贡献社会产品的能力差异，也没有考虑他们的不同需求，把他们仅仅视为劳动者，而不是共产主义最终将会造就的充分发展的个体。

　　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受这一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成熟的共产主义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才会到来。

　　显然，这里汇集的建议加在一起也并不是欧文和傅立叶所提供的那种详尽蓝图。欧文和傅立叶准备详细说明每个居民点所要容纳的人口数量和居民点的建筑规划，前者还为社区内部的社会生活和教育安排制定了规章。然而，很难说社会主义社会和随后而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性质被完全留待未来去揭晓。如果说对理想社会有所想象就是乌托邦，那么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入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就理所应当;但这并不足以说明他们自己的革命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与欧文、傅立叶和圣西门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