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导览
一、地缘结构的模式特点
二、东北亚地缘结构的时空演变
三、近年来东北亚地缘结构的新动向
四、结语
地缘研究呈现出由地缘环境到地缘关系的深入发展趋势。近年来地缘研究备受中国地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尤其是2013年地缘环境概念的提出是地理学对地缘研究的重要理论拓展和探索。在地缘环境概念提出的基础上,相关学者深入和具体研究了国家及国家间地理空间与政治利益之间的作用机制,随着新方法与新视角的引入,地缘安全关系、地缘经济关系、地缘文化关系等各类具体地缘关系研究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国家关系行为体间的地缘关系研究逐步兴起。地缘关系研究在具体国家间的问题领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然而要揭示区域内各国间的复杂地缘网络,仅从某一类型的地缘关系来刻画则稍显不足,由此以其为纽带探讨地缘关系背后深层次的地缘结构成为学者们开始关注的焦点。结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华尔兹在其著作《国际政治理论》中认为,结构具有稳定性和支配力,国际体系的结构是国际关系中的决定因素。地缘结构则是地缘环境与地缘关系背后的深层次的、稳定的、根本性的规律分配和结构因素,对地缘结构的研究将是对地缘关系研究的发展与深入,开展地缘结构研究也是地理学之于地缘研究的内在要求。
此外,在近年来的地缘研究中存在地缘环境—地缘关系—地缘结构这一发展脉络,三者相互补充且各有侧重,其中地缘环境是研究区域的本底因素,而地缘关系是连接不同主体的关联因素,地缘结构则是在一定的地缘环境基础上透过错综复杂的地缘关系发掘的深层、稳定的规律性因素。三者概念存在部分的相互重复,但侧重点与研究目标并不相同,且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对实际问题的解释力亦不断增强,同时这也符合地理学“格局—过程—机制”的分析范式。因此开展地缘结构研究有利于深化地缘研究内涵,可以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地缘政治的理论支撑。
一、地缘结构的模式特点
目前学界对地缘结构的研究很少,但早在地缘环境这一概念提出的同时,学界就普遍认为“地缘体间地缘关系构成的地缘结构,为地缘环境的三个构成部分之一”。已有对地缘结构的探讨大多集中在对全球地缘结构与格局的判断,有学者指出,全球地缘结构中有两条表现突出的主线需要掌握:一是欧亚大陆上的三大地缘政治力量,即“中-俄-西欧”三者关系;二是全球舞台上的“中-美-西欧”三角地缘结构。还有学者提出地缘安全结构概念,即一国同外界主体与外部空间之间在特定的地缘政治连接关系基础上通过相互作用,形成相对稳定的地缘安全结构,其中与外部的空间连接是结构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并认为中国目前的地缘安全结构是一种“金字塔”形状,依其重要性自上而下可分为五个等级(见图1)。如果说“金字塔”等级体系是从中国与外界主体的角度来探究的地缘结构,那么还有学者从外部空间的角度来对地缘结构提出“核心-外围-边缘”模型,即将中国周边环境的地缘结构分为核心(周边邻国)、外围(美、日、欧洲)和边缘三个层次(拉美、澳洲、非洲),划分依据大致以距离中国的空间邻近程度为标准


图2中国周边环境的地缘结构“核心-边缘”模型
由图1、图2可以看出,已有地缘结构研究大致基于两个出发点:一是基于国家的主体性,即其他国家与本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亲疏关系及实力对比,其中兼具定性(敌友、冷热、威胁程度)与定量(权力大小与实力差距)的双重考量。对本国威胁最大且相对实力最强的国家,往往处于结构的顶端或核心,需要优先考虑;反之,对本国较为友好,且相对实力较弱的国家,则处于结构的底端或边缘。二是基于其他国家与本国在地理空间上的邻近程度,即紧邻本国的国家处于结构中的核心地位,而距离远的则处于结构中的边缘地位,这与地理学中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的模式特点相一致。这两个出发点基本囊括了目前已有研究对地缘结构的分析思路,也符合当下地理学者与国际关系学者从空间视角和建构主义、现实主义视角来进行地缘研究的现状。
虽然已有研究对地缘结构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仍存在着不足之处。首先,无论是对全球地缘结构还是对中国与外部主体(“金字塔模型”)或外部空间(“核心-边缘模型”)的结构归纳,在分析上均有着片面的缺陷,因为地缘结构无法仅通过地理或国际关系的单一视角研究透彻,这不仅违背了地缘研究的交叉学科属性,还会导致研究范式的固化及思维模式的“路径依赖”,最终影响政策制定和行为选择。地缘结构应由地理结构和国家间政治逻辑共同建构,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地缘结构同时又对每个国家的地缘战略选择及其行为产生塑造性影响,因此两者是一种互动关系。其次,目前对地缘结构的研究只停留在描述与归纳的层次上,学界尚未对地缘结构产生的过程及驱动机制进行研究,因此探究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地缘结构及其规律是今后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最后,上述地缘结构的归纳仅考察了一个较小的时间阶段。虽然地缘结构具有稳定性,但同时也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因为在地缘研究中,某一区域内的对象(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和背景(国际环境)在历史上均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如果仅在某个时段内静态思考,往往会导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了解该国或该区域的历史背景及其动态变化则无法厘清地缘问题的发展脉络。从地理学角度出发提炼出历史上一个区域内的地缘关系,并梳理这些关系的时空演变过程、探究背后的结构模式及其特点是地缘结构研究所要关注的。因此,本文以东北亚为案例,分析中国与东北亚各国的各类地缘关系,之后探究这些复杂地缘关系背后的规律与相互作用的机制,提炼归纳地缘结构的模式特点与时空演进,并为中国东北亚地缘战略的选择提供参考。
二、东北亚地缘结构的时空演变
要全面把握东北亚地缘结构发展的进程,就应该从时间序列上来分析其历史地理的背景及其变化,东北亚地缘结构发展不能超脱世界历史发展的范畴,但又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在地缘关系与地缘结构研究上具有案例的典型性。结合世界历史地理背景及其发展规律,东北亚地缘关系及地缘结构依据时间与事件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鸦片战争之前的原始阶段、鸦片战争到二战结束的巨变阶段、二战后到冷战时期的对抗阶段、冷战后到现在的全球化阶段。这其中每一个阶段均有其不尽相同的地缘结构,对其进行分析归纳能够完整揭示地缘结构的演变过程和深刻的演变逻辑。
(一)第一阶段:鸦片战争之前(1840年之前)
这一时期属于中国近代开始之前的古代历史时期,要探索东北亚地缘关系及其结构,就要对这一阶段的周边地缘环境及其关系进行解读,总结出地缘关系互动的规律。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及亚洲大部分地区仍处于相对隔离、自我封闭、外来势力尚未触及的地区,因此当时的东北亚地缘格局主要处于以中国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中国自古以来就与周边国家建立了宗藩关系,并在这种关系形成了“天朝礼治体系”,但有学者认为这一国家体系并不具有现代国家间的主权意义,而应视为以中国为主体和中心的“中世纪宗法权力体系”。
从隋朝开始,中原王朝就开始关注东北亚地区,而东北亚战略地位的提升也日益威胁中原王朝的安全。这一时期东北亚地区仅包含中国、朝鲜、日本三个国家,中国与东北亚各国的地缘关系与周边其他国家大致相同,在地缘政治上均与中国保持着一种从属关系(如朝鲜),在地缘经济上隶属于中国的朝贡体系,中国对属国的赏赐利益往往远大于其朝贡的价值,与朝贡经济相伴的是商业往来,如中国与日本的海上商品贸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着繁荣局面。在地缘文化上,东北亚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向外辐射的东北亚儒家文化圈,周边国家通过向中国学习更新自身的文化与制度。不同于其他周边国家,俄国在17世纪左右才开始进入东北亚地区,其势力发展往往是领土的扩张,这也导致中俄在17世纪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两国的冲突结果直接导致俄国势力在今后一个多世纪无法真正进入东北亚地区。
由上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东北亚局势主要围绕中、朝、日三个国家展开,其格局主要以中国为核心、其他国家为边缘,中国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输出国、周边国家为学习与输入国。各类地缘关系均以中国为主导,构成了相对落后、封闭但稳定的“中心-外围”的地缘结构。
(二)第二阶段:鸦片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1840-1945)
与第一阶段完全的封闭、稳定相反,该阶段的东北亚地缘关系与地缘格局发生了大的变化。首先,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转变,帝国主义间的争霸愈加明显和激烈,其将全球纳入瓜分范围,因此全球各地均有帝国主义势力的渗入,当然也包括东北亚地区。在这一时期,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在内的大国以武力入侵东北亚各国,并进行商品和资本输出,迫使东北亚各国被纳入到帝国主义的全球体系范围之内。其次,随着欧美各帝国的入侵,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下的中国开始对抗先进资本主义的武装和资本,这直接导致中国无法继续维持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及自身的核心地位,进而导致上一阶段的“核心-外围”结构崩溃。再次,上一阶段的“外围”国家开始崛起,如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并开始向外扩张;俄国则通过与中国的战争迅速扩张自身领土范围,使之直达东部的太平洋,从领土、政治、军事上正式开始融入东北亚地区。最后,这一时期一系列的战争,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日本在陆地上入侵了朝鲜、中国大部,并在远东地区与苏联对抗;在海上与美国在太平洋争夺海权,一度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唯一霸主,但最终以其失败而告终。二战结束后,日本短暂的东北亚地缘中心地位随即消亡,新的核心国家还未出现;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宗法权力体系开始向现代主权国家体系转型,这也为东北亚地区赋予了更多的全球地缘价值。
第二阶段是东北亚地缘关系最为复杂、地缘结构最为脆弱的阶段。这一时期,东北亚所涵盖的国家范围不断扩大。除了之前较稳定的中、朝、日三国以外,俄国(苏联)通过领土扩张全面介入东北亚事务,并成为其中的重要一方,美国则通过战争在海洋上打入东北亚区域,控制东北亚的太平洋海域,由此获得介入东北亚事务的条件,东北亚也由三个国家较为稳定的格局转变为五个国家的博弈场所。这一时期的各类地缘关系深受帝国主义与欧美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再也无力维持从属、朝贡、文化影响等各类地缘关系,欧美成为输出国家,东北亚各国成为输入国家东北亚各国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也有明显差异,如日本通过改革成功并跻身当时世界一流强国之列,而相对落后的中国与朝鲜则无法对抗先进的西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更无法保持其核心地位而衰落成“边缘”国家。通过上述分析还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东北亚地缘结构历经剧烈变化,由第一阶段的“中心-外围”结构开始受到外部入侵而逐步瓦解,慢慢从欧美列强为主导的瓜分局面过渡到以日本帝国为中心的武力霸主结构。二战这一结构立刻崩溃。因此这一时期处于地缘结构极度破碎而又不稳定的形态,这为下一个地缘结构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三)第三阶段:冷战时期(1945-1991)
随着二战结束与冷战的开始,东北亚的地缘关系与结构开始趋于稳定。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新的结构确立并不平稳,其演进过程与冷战的时代背景相交织。朝鲜半岛爆发历时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新的地缘结构开始形成。这一历史进程证明,东北亚的地缘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已成为美苏两国争夺边缘地带的重要区域。“三八线”不仅是朝鲜半岛冷战均势的标志,也成为新的冷战地缘结构的象征。这一时期,在冷战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之下,东北亚地区的地缘结构也形成了以美苏两极为主导的对抗态势。
这一时期东北亚的地缘关系产生了极大变化,新的地缘结构重新被构建起来。首先,涵盖国家再次增加。蒙古国从中国独立出来,既处于苏联与中国的“合掌”之中,也在中苏两国之间起到了“缓冲层”的作用。蒙古国由于地处内陆,想要走向海洋、走向世界就必须依托中俄两国,因此也积极参与东北亚事务,进而想提升其地区影响力。其次,“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朝鲜半岛被分为朝鲜与韩国两个国家,而日本则由战败国成为美国的盟友,因此东北亚形成了区域内6个国家加上美国这一域外大国的7方格局,并一直延续至今。再次,两极对抗的特征极其明显,即以苏联为首,中、朝、蒙为主的东方阵营与以美国为首,韩、日为主的西方阵营的对抗,因此也形成了以朝韩边界为临界的力量对比,朝鲜半岛政治格局的任何变动都将成为东北亚地缘结构重要的风向标。最后,这一时期东北亚的地缘关系围绕美苏两个中心,各类地缘关系均发生在两个中心之内,而两个中心之间并无地缘关系,可以说这一时期地缘结构为相互对抗而又稳定的双“中心-外围”结构。
然而也应客观地看到,中国在冷战期间与美苏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现实局势的变化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时期美苏对抗的主旋律虽未曾改变,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之一,在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基础上,还依据客观情况不断调整自身对外战略。例如,中苏关系由同盟到紧张,到冷战后期实现正常化;中美关系由对抗走向破冰,最终正式建交。上述国际关系变动均受中苏关系变化的深刻影响。正是由于这些变化,区域的地缘结构虽未在本阶段改变,但为下一阶段的多中心格局奠定了基础。
(四)第四阶段:冷战后时期(1991年至今)
这一阶段主要指冷战结束之后。两极格局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解,“一超多强”成为新的全球格局,这也奠定了当今东北亚国家的版图与地理区位。东北亚的地缘关系发生了相应变化:东方阵营的苏联转化为俄罗斯;与此同时,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崛起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在东北亚从以往的从属地位开始向对等地位转变,中俄两国在东北亚的合作需求也日益增大。美日韩三国依旧保持着同盟关系,因此东北亚的整体地缘结构较上一阶段并未发生大的改变,然而各国间的地缘关系却开始逐步由冷转暖。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与和平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各国更加注重发展利益,东北亚各国的各类物质流、信息流、资本流均有了频繁互动。中美、中日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政治互信与军事交流也稳步推进。区域内除朝鲜外的7个国家,均已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这也是东北亚发展、国际影响力提升最快的一个时期。
随着各类地缘关系的快速发展,这一阶段的地缘格局也悄然发生着变化。21世纪以来,全球化与区域化不断深入推进,新的国际格局与各国的国际地位、战略需求共同推动着东北亚各类地缘关系的深刻转变。地缘关系的变化逐步解构已有结构,新的地缘结构随之被重塑。综合上述四个阶段的划分与具体分析,东北亚地缘关系与地缘结构经过动态的历史演变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每一阶段均有独特的地缘关系,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缘结构(见表1)。由此可知,地缘关系是地缘结构的具体表现,而地缘结构则是这一时期地缘关系的规律性分配。
三、近年来东北亚地缘结构的新动向
地缘结构有其在历史中演变的动态性,但同时也存在一定时期内的相对稳定性,因此在地缘结构研究中更应辩证地看待静止与变化这一对矛盾关系。尽管东北亚地区目前处于全球化阶段,但其内部已经在悄然发生变化,而现实中往往是这些细微的变化才会导致之后的结构性改变。近年来,随着全球地缘格局的转变,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美国特朗普两度上台及民粹主义回归、 俄乌冲突、朝鲜半岛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的作用下,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 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东北亚地缘结构内部也出现了新的动向。
(一)地缘政治结构转向“阵营对抗恢复强化”
在中美大国博弈和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东北亚地缘政治形势还有一些新的变数,南北集团性对抗的地缘政治关系开始恢复强化。当前,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正处在重塑时期,美日韩“亚太小北约”已经形成,“北约亚太化”进程将东北亚作为重点染指对象。2023年8月18日,美日韩三国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了首脑会谈,商定举行年度国家领导人会议,明确设立包括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在内的部长级年度会晤机制,决定举行命名年度化的三边多领域联合军事演习,并启动朝鲜导弹预警信息实时共享体系等一系列强化三边合作与机制化安排。美日韩三国合作的升级是朝着“亚洲版北约”的实质性迈进,这是因为美国正借俄乌冲突之际加快打通北约和印太两个同盟板块,推动北约对接遏制中国的使命。美国一方面渲染俄乌冲突和朝鲜核导威胁,煽动中俄朝“三面威胁”,其政策充斥着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的冷战思维,表现出诱拉日韩在东北亚推动“新冷战”的危险动向。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海权力量仍可能通过冷战式的结盟或多边联盟手段,加强对朝鲜半岛及东北亚的影响,与陆权力量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碰撞与冲突或许难以避免。
面对美日韩三国的同盟化倾向,俄朝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频繁互动,阵营对抗苗头初显。在2023年的9月中旬,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正式开启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访问,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晤。尽管访问期间双方并未公开宣布具体的合作成果文件,但国际观察普遍认为,两国将在航空航天等多个关键领域深化合作,这被美日韩三国视为重大的军事“威胁”。同年11月起,美日韩方面声称朝鲜已秘密向俄罗斯输送了大量军事物资与武器弹药,并将其定性为“非法”的援助行为,激化了东北亚南北集团间的地缘矛盾。2024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联合声明将同朝鲜就中国船只经图们江下游出海事宜开展建设性对话,这再次让图们江出海口问题受到高度关注。对此,日韩媒体热衷于炒作“中俄朝对抗美日韩”的阵营叙事,无疑也加剧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走向对抗和冲突的可能。
(二)地缘经济结构凸显“去全球化与区域化并存”
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加速推进中美经贸脱钩,在贸易和科技领域全面遏制中国,增加了地区内经济的不确定性。另外,美国通过《美日贸易协定》和《美韩自贸协定》巩固经济影响力,可能引发全球供应链的重组。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对华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和技术封锁。半导体出口管制已从7纳米芯片扩展至GPU计算卡,迫使东北亚形成“中国—日韩”双轨供应链。中国凭借巨大的市场优势和持续强化的研发能力,已在半导体、人工智能、5G 和超算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重塑了区域经济分工模式。这一趋势今后将继续深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自主创新构成重大挑战。
尽管中美博弈激烈,但东北亚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仍在深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为 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中蒙俄经济走廊”强化区域互联互通,如“长满欧”铁路与“冰上丝绸之路”的推进,旨在提升东北亚与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2023年中俄贸易额达2401.1亿美元,同比增长26.7%,95%以上以人民币、黄金或卢布结算。中国也注重与日韩的贸易合作,以平衡美日韩的贸易依赖。此外,俄乌冲突导致全球能源市场波动,东北亚国家对能源安全的关注度显著提升。西方对俄能源禁运促使东北亚能源贸易发生结构性调整,中国与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包括天然气管道建设和核能合作等。例如,2024年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年输气量增至480亿立方米,占中国进口总量的35%。这种合作不仅有助于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两国的战略互信。
(三)地缘文化结构呈现“数字赋能的价值对抗”
在中美博弈和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背景下,东北亚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上升。特别是在日本和韩国,历史问题和外部威胁激发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对抗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外交政策和社会舆论。美国也利用其在文化领域的优势,通过教育、媒体等渠道传播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积极推动“民主”“人权”等议题,试图影响东北亚国家的文化取向,对东北亚国家进行政治施压。尽管如此,东北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依然活跃,各国通过文化节庆、艺术展览和学术交流等活动,为区域文化认同重塑提供了新的平台。中国也积极提升文化软实力,通过孔子学院、文化交流项目等传播中华文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增强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特别是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更加迅速和广泛。在东北亚地区,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成为了各国民众获取信息和表达意见的重要渠道。媒体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新闻报道上,还通过舆论引导和公众情绪管理对政府的决策产生了间接影响。
受中美博弈、俄乌冲突、地缘经济对抗升级等因素的影响,东北亚的地缘结构虽处于全球化与多极化这一时代背景中,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在政治领域呈现“阵营对抗化恢复强化”的特征,在经济领域凸显“去全球化与区域化并存”的态势,在文化领域展现“数字赋能的价值对抗”的特点。这种多维度的结构嬗变,本质上是全球权力转移在区域层面的投射。未来,东北亚各国需要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寻找平衡点,通过合作与对话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需在维护核心利益的同时,通过多边合作推动区域秩序向“共同安全”转型,为动荡中的东北亚提供稳定性锚点。
四、结语
本文从地缘环境、地缘关系、地缘结构三者的发展脉络出发,揭示了地缘结构是对地缘研究的理论深入和现实要求,讨论了东北亚地区的地缘结构模式及其特点,并从中国视角出发,分阶段梳理了历史上东北亚地缘关系与地缘结构的动态过程与格局演变。研究发现:其一,在地缘研究中存在由地缘环境到地缘关系再到地缘结构的发展脉络。其中地缘环境是研究区域的本底因素,而地缘关系是连接不同主体的关联因素,地缘结构则是在一定的地缘环境基础上透过错综复杂的地缘关系发掘的深层、稳定的规律性因素。其二,已有研究对地缘结构的模式归纳主要包含两类:一类是基于国家主体性的金字塔型,另一类是基于空间邻近性的“核心-边缘”型。其中基于国家的主体性是指其他国家与本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亲疏关系及实力对比,其中存在着定性(敌友、冷热、威胁程度)与定量(权力大小与实力差距)的综合考量;基于其他国家与本国在地理空间上的邻近程度,即紧邻本国的国家处于结构中的核心地位,距离本国越远,则在结构中处于越边缘的地位。然而,这两类模式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未能考虑到地缘研究的动态性。其三,以东北亚为案例,可将其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地缘结构呈现出“稳定—激变—再稳定—渐变”的演变过程,地缘关系也实现了从“以中国为核心—帝国主义为主体—美、苏双核心—全球主义”的单中心向多中心地缘关系主体的转变。
地缘环境这一概念的提出,打破了以往仅由国际关系学者展开地缘研究的局限,拓宽了地理学者的研究视野,推动学者结合地理学优势开展地缘环境研究,一系列新的名词概念、方法模型开始出现并取得较好的效果。地缘关系的提出是对地缘环境研究的深化、细化,由此学者们对地缘关系的定义与内涵进行了详细梳理,并以其为纽带探讨地缘关系背后深层次的地缘结构。面对当今全球纷繁复杂的地缘局势,我们需要对地缘结构进行深入了解和全面、动态把握,如此才能对全球地缘格局有着清醒认知,对地缘的战略做出准确判断。本文认为,地缘结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近几年来东北亚地缘结构同样发生着深刻的转变,如“一带一路”的全球推进,特朗普再次上台后的美中贸易战、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等,因此要全面了解新时期东北亚的地缘结构,还应对其近年来的转变动力和影响机制进行探究,这也正是现实局势对地缘结构研究提出的要求。因此,加强对地缘结构的关注和研究,是地缘理论发展与实践问题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可以为今后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缘理论打下坚实的研究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