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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振揚:理解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漂移
发布日期:2026-11-16 08:51:23

作者:

  廖振扬(Joseph Chinyong Liow),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王赓武东亚事务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东亚地缘政治、东南亚穆斯林社会、美国外交政策等。

译者:

  姚林迪,国政学人编译员,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来源:

  Joseph Chinyong Liow, “Understanding America’s strategic drift in the Indo-Pacific,”Asian Security,Vol. 22, No. 2, 2026, pp. 153-158.

导语

  从执意推行全球单边关税、威胁抛弃欧洲长期盟友,到在中东发动战争,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展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大国行事风格。现行全球秩序迅速颠覆,人们很容易将其完全视作“特朗普现象”,但事实更为复杂。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当今世界诸多动荡局面的出现负有主要责任,但若认为这位独特的总统就是美国外交政策转向的唯一根源,则有失偏颇。

《退出:美国在亚太及其他地区的新贸易政策》

  本文通过评述两本重要著作:迈克尔·比曼(Michael Beeman)所著的下称《退出》),以及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与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合著的(下称《失去的十年》)。为想理解这一变化的发生方式及背后动因的读者提供了重要切口。

特朗普这项新外交政策的一大核心特征是,尽管美国曾是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创建者和支柱,如今却背弃了自由贸易。

  在这一点上,

《退出:美国在亚太及其他地区的新贸易政策》

  比曼以2017年为起点,梳理了美国背弃自由贸易承诺的过程:在特朗普与拜登两届政府治下,美国在与他国开展协定谈判时逐步转向更为内倾的政策取向。比曼将这类退出行为定义为“针对谈判对手的举措或立场,直接且即时做出的抗议行为”。换言之,这是一种“经过权衡的策略,意在释放信号,希望从根本上重置谈判条件”,而非打算永久退出谈判。具体而言,两届政府都背离了四项曾为美国所恪守的国际贸易核心准则,即开放贸易、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和争端解决机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退出行为本质上是两党的共识。

  比曼指出,这一进程中的关键转折点是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该事件发生于特朗普任内,但特朗普2016年大选的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在竞选期间也已流露相关倾向。讽刺的是,希拉里在奥巴马首任政府担任国务卿期间,原本是TPP的设计者和坚定支持者。美国放弃TPP后,转而全面将关税作为贸易关系的基石,给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力和参与度蒙上了厚重的阴影。拜登总统2022年5月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本意在缓解地区国家的担忧,却华而不实,其根本原因在于缺少地区国家最想要的美国市场准入。拜登卸任后,该框架基本陷入停滞。

  尽管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在IPEF上存在分歧,但两届政府在贸易议程方面的延续性远大于差异性。特朗普第一任期削弱了美国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承诺,其继任者拜登也并未急于恢复相关承诺,而是将本届政府定位为“重视工会”和“以劳动者为中心”。与之类似,特朗普在私营和公共部门推行“购买美国货”政策,拜登则通过向企业和个人提供补贴,鼓励民众购买美国产品。同样,特朗普倚重关税工具,拜登则把“产业政策”纳入成文法规。两届政府采取的政策路径虽有不同,但内核相近,显然都是从对贸易自由化的怀疑情绪中汲取政治支持。

国内政治是这场退出行为的核心动因。

  由此可见,美国背弃自由贸易的举动,并不仅仅源于个别总统的个人倾向(或机会主义考量)。这一变化牵涉美国整套贸易政策体系,并得到了议员和选民的支持,他们对自由贸易能为本国带来好处已愈发持怀疑态度。本质上,“美国数十年来支持自由贸易与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的两党共识之所以瓦解,根源主要在国内。这一共识最终不敌美国零和政治的兴起,而这种零和思维已成为美国政治体系新的标志性特征”。而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推行保护主义措施、背弃贸易协定的做法,实际上将全球贸易领导权拱手让给了战略竞争对手中国。

《失去的十年:美国重返亚太与中国实力的崛起》

《失去的十年》承接前文主题,论述美国造成的自我损伤、消耗积累的善意,并将战略优势拱手让给中国,阐释了奥巴马政府的标志性政策——“重返亚太”的兴起与失败。

该书开篇梳理了美国在亚洲的五项核心国家利益:

  (1)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以及针对美国、美国盟友及其军队的毁灭性袭击威胁;(2)阻止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并保障核材料的安全;(3)依托美国的力量投送、影响力和联盟关系,维持全球及地区力量平衡;(4)防止西半球出现敌对力量或失败国家;(5)保障主要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和可行性。布莱克威尔和方丹认为,在上述五个方面,中国实际上已成为一项挑战。

美国这些核心国家利益以及中国对其构成的挑战,与另一现实形成矛盾:美国的战略思维传统上主要由华盛顿在欧洲的利益塑造。相比之下,亚洲在此前的美国大战略考量中长期不受重视

  (讽刺的是,二战后美国参与的两场大规模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发生在亚洲)。正是以美国战略思维中偏重欧洲这一背景为参照,本书对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展开评析。布莱克威尔和方丹认为,支撑该战略的是“华盛顿内部迅速形成的大致共识,即重返亚太大体而言是一项重要且紧迫的任务”,其核心本质上意味着外交政策重心和资源将投向亚洲,“将印太地区明确置于美国关切的其他地区之上”。不过,抛开这些宏大的愿景表述,该战略的实际成效如何?是否实现了宣称的所有目标?

《失去的十年》认为,由于诸多原因,“重返亚太”最终失败。

  美国低估了中国挑战的性质和规模,也忽略了一个现实: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正式承认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之前,中国就已经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其他地区(例如中东)长期存在的问题持续消耗美国的注意力和资源,使印太地区即便成为重点,也难以获得足够投入。该战略存在宏大战略表述与政策落地之间的巨大鸿沟。“如何将这些宏观判断转化为具体政策和预算安排,始终是一项挑战。如何在其他地区的议题之间做出权衡取舍,则更为困难。在为本书开展访谈时我们发现,不同届政府的官员对重返亚太的定义不同,无法就其具体目标达成共识,也难以界定究竟怎样才算朝着目标取得进展”。包括奥巴马在内的历任美国总统,都不愿为该战略投入大量政治资本,因为它无法为其带来明显的国内政治收益。该战略推出之时,缺少关键的“催化事件”或“重大危机”作为支撑,而这种事件本可为该战略提供必要的背景和动力。最后,该战略缺乏可持续性。后续上任的总统均没有义务接续推进该战略,并承担随之而来的政治代价。

以上原因最终造成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局面:“如今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反而比宣布重返亚太时更虚弱”。

  事实上,该书作者认为“重返亚太”的失败是战后美国犯下的三大外交政策失误之一。实话实说,即便是奥巴马政府推行“重返亚太”战略的鼎盛时期,美国也难以展现出言行一致的决心。

综合透视:美国的印太战略漂移

综合阅读《退出》和《失去的十年》两本书,二者在多个议题上观点相通,细致描绘出美国逐步从印太地区收缩的图景。第一,二者都强调亚洲对美国的重要性,这既包括经济机遇,也关乎美国的安全和外交利益,但美国多届政府在政策落实上力有不逮,承诺过多、兑现不足。

  这反过来为中国提供了相对美国提升自身影响力的契机,中国无需付出过多努力,就把握住了这一机会。

第二,经济参与度下降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关键薄弱环节。

  冷战结束以来,一种普遍看法认为,亚洲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这种说法并非完全准确,例如美国仍是东南亚最主要的投资来源国。即便如此,两本书都有力证明,美国的经济治国方略已然衰退,使其对亚洲的整体政策在经济与安全之间形成了一种虚假二分,实际上还拉大了二者之间的认知鸿沟。这一点对东南亚尤为关键,在该地区,经济发展和机遇始终是所有国家首要的治理重心。

第三,国内政治是问题的根源。

  从奥巴马政府后期开始,历经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直至当前的第二届特朗普政府,美国两党在减少经济参与度上达成了共识。因此需要强调的是,美国此前曾形成广泛共识,认定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具有跨党派属性,因而具有持久生命力,而如今美国已背离了这一共识。

第四,除了对宏观战略格局演变进行构思清晰的探讨之外,几位作者还对多届政府内部的执行困境展开了有益分析,这些困境导致美国无法推行连贯的亚洲战略。

  其中包括评估不同官员对该地区事务的精力投入和关注程度,以及落实战略各项内容所必需的跨部门协作水平(或协作缺失的状况)。

最后,两本书都精准评估了美国放弃贸易领导权所付出的代价:即便这个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正迈向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全新阶段,美国制定区域贸易规则的能力和公信力却在下降。

  和贸易谈判繁杂的细节相呼应,比曼详述了美国背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普惠制(GSP)等贸易优惠承诺背后的技术问题,指出特朗普上任以来便将普惠制当作服务于“美国优先”贸易议程的“筹码”。特朗普及其首任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多次将普惠制武器化。而作为授权机构的国会,也放任多项普惠制优惠到期失效。这是因为普惠制续期听证会陷入僵局,议员们跟风加入反贸易阵营,要求扩大审查标准、提高对受惠国的要求。最终,普惠制成为施压工具,叠加国会态度消极,使相关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动力去迎合不断变动的标准,这只会疏远受惠国。不出所料,部分国家转而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除上述观点外,还有另外两个突出问题值得深思。首先必须指出,尽管两本书都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衰退感到惋惜,但现实是,无论华盛顿由哪个政党、哪位总统执政,都将逆着全球地缘政治大势而行。

  中东就是典型例子。坦率地说,认为美国可以从中东抽身,从而腾出资源全力重返亚太,只是一厢情愿。地缘政治现实并不允许这样做,而随后几年中东发生的事件——最近的加沙和伊朗局势——已清晰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伊朗冲突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缘政治考量,也重塑了美国在中东乃至全球影响力的性质和范围。简单来说,特朗普政府在不存在任何潜在威胁、更遑论迫在眉睫的威胁的情况下,集结力量并最终决定对伊朗发动打击,同时完全低估了伊朗的决心和反应,后续谈判也未与地区盟友协商(以色列除外)。在此背景下,美国的盟伴若不审慎思考,过度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伞可能使自身陷入战略脆弱的境地,那将是鲁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新的地缘政治现实,而《退出》和《失去的十年》这两本著作虽整体分析到位,却忽略了这一点。

此外,尽管两本书的作者以不同但相近的方式探讨中国崛起,但事实是,无论美国采取何种举措,中国崛起及随之而来的自信本就会发生。

  毋庸置疑,中国崛起是过去三十年间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化。美国人或许难以接受的一点是,无论是否推行“重返亚太”战略,美国都无力阻止这一进程。“重返亚太”无论成败,都需要放在这一背景下看待其对中国崛起产生的影响。就此而言,针对中国,“重返亚太”的初衷是美国希望充当地区稳定之锚,协助地区国家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后果与影响,而非直接遏制中国崛起本身。过去曾有人认为,推动和接纳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或将促使中国发生政治变革,如今这类观点的持有者也已经意识到:中国不会仅仅因为美国期望其改变就发生改变;若美国试图强行改变中国,中国就更不会随之改变。恰恰相反,中国已准备好与美国争夺影响力,例如通过“一带一路”倡议,部分观点认为该倡议正是对“重返亚太”战略的回应。如今美国决策者或许已经正视中国带来的挑战,但大约十年前,这种认知尚不明晰。

结语

归根结底,两本书最终共同揭示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实:过去十余年间,美国嘴上不断谈论印太战略,但其实际行动却持续侵蚀着支撑该战略可信度的经济架构。

  布莱克威尔和方丹阐释了“重返亚太”战略如何屡屡在政策执行和优先级安排上遭遇挫败,比曼则说明了华盛顿背弃那些曾经放大美国实力的贸易准则和市场准入承诺的过程。整体启示并非仅仅是美国政策缺乏连贯性,而是其战略目标和经济治国方略逐渐各行其道,并由此产生了可以预见的代价。

  这两本书也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前进路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应当更加注重统筹目标与手段。这一切必须始于重建支持对外接触的持久国内共识,进而转化为盟伴能够信赖的对外承诺,包括在该地区构建高标准经济安排、出台兼顾伙伴国利益的定向产业和科技政策,以及运用能够拓展机遇并切实防范风险的贸易工具,而非不加区分的全面关税。这些都是合理的选择,若付诸实施,则能够遏制两本书所阐述的战略漂移态势。但当前的难题在于如何说服本届美国政府,因为这届政府似乎并不重视书中三位专家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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