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胡亮，天津社会科学院亚太合作与发展研究所副编审(天津 邮编：30019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文化外交对东盟的影响机制研究”(25BGJ033)

中图分类号：

　　D731.3

文献编码：

　　A

DOI

　　10.19498/j.cnki.dbyxk.2026.05.007

文章编号：

　　2095-3453(2026)05-0118-26

　　2026年2月，高市早苗在日本众议院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胜出。不同于传统选举依靠政策辩论、政党认同开展政治动员，此次选举呈现出情感化表达高度活跃的新型政治形态，日本媒体将其概括为“推活”政治。基于日本媒体话语提炼，笔者将这一现象界定为“情感动员型政治”，即一种以人格化政治为核心，依托数字平台传播、低门槛参与结构，将选民分散化的情感化诉求转化为系统性政治支持的新型动员模式。这一模式折射出日本社会结构深层变迁与民众政治心理转向，是研判日本政坛保守化趋势、把握东亚地缘政治走向的重要观察窗口。

　　从现有研究看，国内外学界围绕该议题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已有讨论主要集中于政治结构、选举行为、竞选动员策略层面。相较之下，日本主流媒体与专家学者已展开大量即时解读，分析维度覆盖社会结构转型、数字媒介变革、选举制度缺陷等多个方面。上述媒体解读展现了情感动员型政治在日本本土话语体系中被提出、被归因的过程，可作为理解该政治现象的现实参照。

　　基于此，笔者选取2026年1月底至2月底《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日本四大主流报纸中有关高市胜选及非理性动员议题的报道、评论文本，运用主题分析法系统梳理日本媒体与专家的归因逻辑，旨在还原其对情感动员型政治的认知图景，为进一步剖析日本社会心理、政治认同的深层变动提供经验证据。

一、对当前日本情感动员型政治的考察框架

　　围绕当前日本情感动员政治，有必要辨析现有观点的侧重与局限，在此基础上，构建分析框架。

（一）文献综述

　　自高市胜选后，国内外学界针对其政治崛起及本次选举现象展开初步探讨，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划分为结构、行为及策略三条分析路径。

　　从结构层面看，相关研究成果倾向于将“高市现象”置于日本保守政治长期结构性变迁的脉络中加以定位。张勇从保守政治结构出发，在日本右倾化与民粹主义抬头的宏观背景下考察高市胜选，强调其依靠自民党内保守派根基与网络影响力持续积累政治资本。廉德瑰与王慧慧则借助政治“钟摆”现象解释此次权力格局变动，认为高市上台意味着保守右派重新掌握了自民党主导权，党内自由派与中道势力遭到边缘化。该研究将此次选举事件置于日本战后政治派阀博弈的长时段框架中，认为此次政权更迭本质上是日本保守右派与保守自由派力量消长的周期性结果。

　　从行为层面看，部分研究成果开始转向投票心理与媒体接触模式等微观维度。有学者提出，高市获得选举优势并非源自性别平等相关政策主张，而是候选人自身所承载的符号价值催生出“高市热潮”，选民将对于“女性领袖”的身份认同，置换为对政策改革的期待。池田和歌则注意到年轻人的媒介信任分化现象，年轻选民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持续走低，容易将媒体的批评性报道视为带有立场偏见的叙事，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催生“逆向支持”效应，且媒体批评力度越大，对高市的支持倾向反而越强。

　　从操作策略层面看，项昊宇提出“饭圈化政治”概念，概括了这一新型政治动员机制的运作特征。该研究聚焦年轻选民的情感参与、社交媒体运作及候选人偶像化形象建构等机制，认为以政策议题为核心的传统动员模式正在逐步被情感认同、粉丝文化驱动的新型动员模式所取代;高市阵营通过数字平台与粉丝群体开展情感互动，推动年轻选民政治参与走向娱乐化与情绪化。

　　上述三条研究路径分别从宏观结构、微观选民行为与竞选运作策略三个层面深化了对高市胜选现象的认知，但仍存在研究缺口，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基于成熟理论工具解释日本国内政治变化，有助于宏观层面定位，却容易将本次选举事件视为既有理论的日本个案，或是保守势力周期性权力交替，或是民粹主义全球浪潮在东亚的局部体现，或是粉丝文化向政治领域延伸的产物，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日本学界对本国社会危机的内在诊断。二是聚焦宏观权力结构或侧重微观群体投票心理，对该群体的情感诉求如何转化为议席优势等中间传导环节的讨论，尚未搭建起整体性解释框架。三是国内学界尚未系统分析日本本土舆论归因话语。此次选举结束后，日本四大全国性报纸组织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及传播学等领域专家进行了大量评论，形成了密集的本土归因话语，其中包含“社会闭塞感”“算法逻辑”“制度滞后”等本土分析概念，提供了多元视角。

（二）研究设计

　　为保障本研究的科学性、规范性与实证可信度，明确研究开展的整体框架与技术路径，笔者从研究文本选取、样本筛选标准与核心研究方法三个维度展开设计。通过规范样本来源、细化筛选规则、标准化编码分析流程，为剖析日本情感动员型政治的生成逻辑提供扎实的实证支撑。

　　1.研究文本

　　为保证研究文本的代表性与分析维度的多样性，笔者选取日本四大全国性主流报纸《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与评论作为分析文本。分析文本包括社论、记者和专家的专题分析、专家访谈等多元类型。其中，社论与评论文本集中体现媒体立场与问题解释框架，专家访谈与学术解读则直观呈现日本学界的分析视角。多类型文本相互补充，能够较为全面、立体地呈现日本媒体与学界对情感动员型政治的整体认知图景。

　　2.筛选标准

　　笔者设定时间范围、检索词等文本筛选规则，以确保样本精准贴合研究主题，规避无效文本干扰。

　　时间层面，文本的时间范围聚焦于2026年1月底日本众议院解散公告发布至2月底选举结果公布与后续媒体报道和解读阶段，完整覆盖此次高市早苗选举的主要舆论生成周期，精准捕捉情感动员型政治现象的核心话语表述。

　　关键词层面，以“高市早苗”“推活”“早苗活”为核心检索词，筛选聚焦高市早苗胜选逻辑、情感动员型政治现象、新型政治参与模式的相关文本。同时，剔除纯选举进程播报、候选人行程报道、无因果分析的政策陈述、数据罗列类浅层内容，仅保留具备问题归因、逻辑阐释、学术反思的有效文本。

　　样本规模层面，经过多轮人工精读、核验与筛选，最终选取72篇有效分析文本，其中《朝日新闻》24篇、《每日新闻》30篇、《读卖新闻》9篇、《日本经济新闻》9篇。样本数量的差异化分布并非抽样偏差，而是四家媒体对情感动员型政治议题关注热度、解读密度的真实体现。《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对该议题的专家解读更为密集，维度更为丰富，《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的相关讨论相对有限。由于本研究旨在提炼日本舆论场的共性归因逻辑，而非对比各家媒体立场差异，样本分布的不均衡不会影响核心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3.研究方法

　　笔者采用主题分析法，对72篇文本开展系统性归纳分析，遵循数据熟悉、初始编码、子主题聚类、主题审查界定、结论生成的标准化分析流程，逐级提炼日本媒体与学界对情感动员型政治的认知框架与归因逻辑。

　　(1)熟悉数据与初始编码

　　笔者系统提取文本中解释情感动员型政治生成、扩散、生效的核心语句与关键表述，结合语义内涵完成初步标注，提炼出经济低迷、社会不安、算法推送、自媒体传播、小选区制、人格化政治认同等基础编码条目，搭建初始编码库。

　　(2)子主题聚类

　　在初始编码基础上，对含义相近、指向一致的初始编码进行反复比较、整合和归类，凝练形成多层级子主题。其中，经济安全感衰退、社会公共意识弱化、民众自我防御心理上升等编码，统一归入社会结构相关子主题;短视频推送、平台算法机制、自媒体流量逻辑、碎片化叙事传播等编码，归入数字技术条件子主题;小选举区制度特征、自民党内制衡失效、选举监管滞后、政党竞争格局失衡等编码，归入制度空间子主题;政治人格符号塑造、低门槛情感参与、粉丝式政治认同等编码，归入政治动员机制子主题。

　　(3)审查与定义主题

　　笔者进一步整合各类子主题，凝练出社会结构、技术条件、制度空间、动员机制四个分析维度，构建情感动员型政治的完整分析框架(参见表1)。为保障编码体系的稳定性与科学性，本研究设置双重检验机制。一是预留十篇文本进行补充检验，观察是否出现新的初始编码、子主题或核心主题。结果显示，新增文本均可被既有主题体系较好解释，未出现需要单独设立的新主题，说明主题归纳已基本达到饱和，主题体系具备较好的稳定性与解释力。二是邀请国内日本政治研究同行，对随机抽取的15篇文本开展独立编码，经交叉核验与分歧协商，编码一致性达到85%以上。由于本研究的核心目标是归纳共性认知框架而非侧重量化统计推断，信度检验主要用于规避人工编码的系统性偏差。

　　需要说明的是，四个维度并非简单并列的因果要素，而是构成前置条件与转化机制的层级逻辑关系。其中，社会结构、技术条件与制度空间是情感动员型政治生成的基础性前置条件，三者共同构筑了该新型政治形态诞生的社会与制度土壤;动员机制则是多重条件叠加后形成的重要转化路径，是将结构性潜在条件转化为现实政治动员优势的关键机制。

　　(4)生成研究结论

　　笔者基于归纳式主题分析逻辑，通过多轮编码、聚类与校验，最终形成四个主题群组，分别对应社会结构性条件、数字技术性条件、制度性空间与情感动员转化机制。笔者选取典型原始编码语句作为各维度的佐证素材(参见表2)，以具象化呈现日本媒体与学界的核心归因话语。本研究重在提炼共性认知逻辑与解释框架，不对话语频次做量化统计，因此引证以典型案例阐释为主，所有分析结论均依托饱和检验后的完整主题体系生成。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主题分析的核心目标是归纳和呈现归因话语和认知框架，而非验证其归因逻辑的客观有效性。因此，笔者仅对样本文本中呈现的本土解释框架进行系统梳理，未被日本媒体与学界提及的因果逻辑不纳入核心分析体系，相关研究局限与认知框架边界将在结论部分进一步讨论。

二、实证分析：情感动员型政治的生成条件与转化机制

　　基于日本四大主流报纸72篇报道与专家评论的主题分析可见，日本舆论对情感动员型政治的归因体系可归纳为社会结构、技术条件、制度空间、动员机制四个框架。社会结构塑造民众情感化政治的需求基础，数字技术条件推动情绪化政治叙事实现规模化传播，制度空间为情感化选票转化为政治权力提供结构性通道，动员机制则完成个体情感化偏好向组织化、常态化粉丝式政治参与的最终固化。四者共同构成结构性土壤、技术放大、制度赋能、机制固化的完整生成逻辑。

（一）社会结构：安全感缺失与情感化动员需求的生成

　　日本媒体与学界普遍认为，情感动员型政治的兴起根植于日本社会深层结构变迁。经济长期低迷、社会联结弱化、阶层固化加剧与普遍社会闭塞感，共同瓦解了传统以“政策理性”、利益计算为基础的政治参与模式，促使选民政治诉求从政策获益转向情感化归属与安全感获取，政治人物由此成为民众纾解社会焦虑、回应心理期待的载体。

　　第一，经济安全感衰退催生“自然保守化”心理。砂原庸介指出，当代日本社会形成了一种更为生活化、防御性的保守心态。在经济长期停滞、物价持续上涨和社会整体“宽裕度”下降的背景下，民众政治关注不断收缩，从宏观社会公共利益转向个体生活自保。税收、社会保障等公共制度不再被视作互助体系，更多地被理解为个人生活负担。这种生存焦虑催生了广泛的“自然保守化”倾向，民众在不确定性增强的社会环境中更倾向于支持看似能够提供确定性和保护感的政治领袖，为情感动员型政治形成提供了底层心理动因。

　　第二，社会联结弱化推动政治功能情感化。先崎彰容将此次情感动员型政治兴起与后疫情时代的日本人际关系断裂、社会共同体弱化深度绑定，认为日本社会正在呈现显著的“个人主义”或“个人砂粒化”特征：个体日常生活彼此疏离、分散孤立，缺乏稳定的社群联结与集体归属，却可能在某一情感对象周围短暂聚合。在这一解释框架中，政治场域不再是各方协调利益、商议政策的平台，而是逐渐承担起普通人身份认同、情绪宣泄、集体共情的社会功能。选民通过支持特定政治人物、参与群体性声援，获得稀缺的归属感与情绪共振，这成为情感动员型政治持续发酵的重要社会条件。

　　第三，阶层差距固化弱化政策政治的吸引力。山田昌弘用“希望格差社会”概括日本长期社会困境：经济停滞常态化、就业结构固化、社会流动通道收窄，使得年轻世代与基层群体形成“努力难以改变现状”的普遍认知。当制度化政策体系无法回应民众向上流动的期待，传统政治参与便逐渐失效。在这一归因逻辑中，民众对制度性改革的期待落空后，转而依托政治情感化填补政治期待缺口，为非政策导向的情感型投票提供了民意基础。

　　第四，社会闭塞感的蔓延塑造深层政治无力感。牧原出指出，当前日本社会弥漫着一种广泛的“闭塞感”，尤其在年轻世代和女性群体中，对未来出路和社会流动性的悲观预期不断累积。在这一解释逻辑中，“闭塞感”并非单纯的经济贫困或社会孤立，而是一种无力感。高市塑造的强势、敢于破局的政治形象，恰好承接了社会“闭塞感”催生的变革期待，成为民众宣泄结构性焦虑的出口。

　　总体而言，日本本土舆论将情感动员型政治的兴起主要归因于社会结构性弊病，突出“社会病灶催生情感动员需求”的核心逻辑。这在72篇文本中占据主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专家在危机诊断中更关注“社会病源”，然而政客的情感化叙事反过来也会加剧社会对立，这种论述未在专家的归因框架中充分讨论。该归因框架存在明显偏向：重点强调社会结构变迁的客观推力，却较少讨论政治人物主动建构情感叙事、放大社会对立、强化民众焦虑的主观塑造过程，存在单向解释的局限。

　　(二)技术条件：算法逻辑与政治传播的情感化重构

　　数字平台算法机制与自媒体生产体系，重塑了日本选举政治的传播生态。传统媒体主导的传播范式被打破，情感化、碎片化的政治内容获得传播优势，为个体情感化偏好的规模化扩散、聚集放大提供了技术支撑，构成情感动员型政治的传播基础。

　　1.自媒体主导传播格局重构信息生态

　　相关报道与评论认为，YouTube、TikTok等短视频平台不仅改变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渠道，也重塑了选民接触政治人物的方式。《朝日新闻》数据显示，2026年众议院选举期间，YouTube上相关视频累计约9万条，总播放量达28亿次，体量较2024年选举扩增十倍;其中政党和候选人官方发布的视频占比不足两成，第三方自媒体制作的视频占比约为八成，高市个人相关视频播放量达到4.5亿次，远超其他政治主体。《读卖新闻》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格局，并提供了更精确的指标：高市的X平台账号在选举公示后新增粉丝约3.5万人，增幅远超其他党首。在YouTube平台，自民党公示前一周至投开票前一日发布的视频总播放量超过2亿次，其中高市个人出镜的“未来由自己开拓”广告片播放量达1.5亿次。据选举信息网站“选举.com”统计，公示日起至2026年2月5日期间众议院选举相关视频总播放约18.6亿次，其中政党或候选人以外的YouTuber等第三方制作视频约占80%。两份不同来源统计均得出第三方自媒体占比约八成的结论，二者统计时间区间虽有区别，但结果可以相互参照。《读卖新闻》援引该网站编辑长铃木邦和的分析指出：收益驱动的第三方制作视频吸引大量观众，最终促成了高市高票当选。

　　《每日新闻》同期统计也印证了这一格局：自选举公示至2026年2月初，YouTube上相关视频播放量近10亿次，其中85.7%由YouTuber等第三方发布，政党官方视频仅占9.8%。这说明，政治信息传播已不再主要由政党或传统媒体主导，而是越来越依赖自媒体创作者的碎片化、跨平台扩散。

　　这种传播格局变迁的核心驱动是平台算法的流量逻辑。JX通信社的米重克洋指出，高市在网络空间形成了稳固的“网络地盘”。尤其是60秒左右的短视频无需用户关注订阅，便可通过滑动浏览机制实现高频被动曝光，从而持续强化受众的“单纯接触效应”。谷原司提出“高市泡沫”传播机制：平台算法天然偏好高互动、高争议、高情绪性内容，加持高市相关视频流量;自媒体创作者受流量收益驱动，批量生产粉丝化政治动员的内容。自民党干部承认，这是高性价比的宣传方式，播放量高的视频被算法不断推送、持续传播，形成自我扩大的传播循环。在这一归因逻辑中，平台算法以流量为先，刻意推送特定政客相关内容。选民很少主动甄别信息，长期只能接触到立场同质化的政治内容。

　　2.算法传播推动政治叙事简化和人格化转向

　　算法流量导向的传播机制改变了政治叙事的呈现形态，推动政治传播从政策阐释转向人格塑造与情绪渲染。谷原司指出，视频的说明文字、封面图和字幕中往往嵌入主观解读，夸张渲染;受众的独立判断受到干扰。藤田直哉也认为，信息接触中心正从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转向SNS和短视频平台，从而削弱受众长时段、连贯性的政策思考能力。

　　在叙事简化趋势下，复杂政策议题被弱化，口号化、情感化政治表达成为主流。高市阵营突出“建设强大富饶的日本”等强势、富有情绪煽动性的政治口号，替代实质性政策内容和实施细节。福冈工业大学的木下健指出，一些选民并非基于具体政策优劣做出投票选择，而是出于对候选人高市政治口号的模糊期待完成投票，自民党的积极SNS战略进一步加速了这种“人气投票化”趋势。在这一归因逻辑中，政治内容被简化成口号、片面印象和情绪化表达后，选民很难完整对比不同政策、权衡自身利弊，投票也就不再基于政策考量，而是基于个人情感倾向。也就是说，数字技术重塑的传播环境，大幅降低了情感化政治的扩散成本，弱化了政策理性的选举权重，为情感动员型政治的成型提供了关键技术条件。

（三）制度空间：规则缺陷与情感化动员的议席转化

　　在社会结构、数字技术提供情感化动员的基础条件之上，日本选举制度、党内权力结构与监管体系的多重缺陷，为情感优势转化为议席优势、人气优势转化为执政权力提供了制度通道，成为情感动员型政治从舆论现象落地为现实政治形态的关键制度保障。

　　1.小选区制放大情感化动员的议席转化效应

　　情感动员型政治之所以能够迅速转化为现实权力，与日本小选区的制度特性放大效应密切相关。《每日新闻》的选举数据显示，本次选举中自民党得票率49.1%，对应议席占有率高达85.8%，票席差值达到36.7个百分点，为1996年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实施以来最高纪录。

　　早稻田大学的高安健将分析，小选区制单区相对多数当选的规则，使得票率与议席占有率的差距在中长期可能导向政权更替，但若政权更替未发生，则会产生长期结构性死票。该报道同时指出，高市政权获得高于历届选举的制度红利，其反面是大量死票的产生。专修大学冈田宪治也强调，自民党取得316席的高票，不能简单理解为日本社会整体同质化地转向自民党或高市，其本质是制度放大效应的结果，并非日本社会整体意识形态趋同、全民偏向保守的体现。由此可见，高市依托情感化动员积累的分散选票，通过小选区制的结构性放大，转化为远超真实民意基础的政治权力。

　　2.党内制衡不足与个人集权政治格局的强化

　　选举规则为情感化选票转化为权力席位提供通道，而自民党内部权力格局变化进一步放大这一效应。在相关报道与专家分析中，情感动员型政治对自民党内部权力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传统派阀制衡的弱化与个人领导权的集中。自民党长期依靠派阀间竞争、协调与利益分配维持党内平衡，但高市取得压倒性胜利，使党内权力越来越围绕个人展开。

　　桃井裕理指出，此次选举意味着政党政治正在被个人化支持所消解。高市的支持基础并不主要来自政策认同或自民党组织，而是来自“早苗应援”式的支持。在这一结构中，支持者与政治人物的关系更接近于粉丝;党内若出现阻碍高市政治目标的力量，反而可能被塑造成反面角色，激发支持者的同情和反击。

　　这种个人化支持改变了党内舆论氛围。《朝日新闻》的深度报道指出，随着自民党的高票胜选，党内形成“高市一色”的局面，年轻议员将此次胜选称为“高市旋风”，候选人纷纷强调自身“亲高市”姿态。《每日新闻》进一步指出：“自民党内大概没人敢对高市提出意见”。虽然自民党内在财政政策、安全保障政策等方面存在分歧，但在“高市一强”的氛围下，这些异议难以公开表达，派阀协调的作用明显下降。

　　在具体的政策制定过程，据《读卖新闻》报道，围绕食品消费税减税议题，高市凭借强烈的个人意愿推动其加速纳入自民党公约，并未经过充分的党内讨论。即便党内资深人士对此持保留态度，在“高市一色”的氛围下也难以形成有效反对。自民党内各方协商的程序被个人意志取代，其作为整合各方利益的平台功能也随之弱化。

　　《朝日新闻》还将高市与安倍晋三进行比较：安倍政权虽也曾形成“政高党低”格局，但仍依赖最大派阀支持，并通过吸纳中间派、任用不同政治立场的实力派维持其党内平衡;相比之下，高市在解散众议院的决策和人事安排中更依赖少数亲近人士。由此产生的风险在于，个人权力集中若无法在胜选后重建党内平衡，不但不能带来稳定治理，反而会在政策推进和党内分歧中埋下新的裂痕。

　　在这一归因逻辑中，情感动员型政治也没能形成可以替代党内派阀政治的整合机制。一旦政客仅凭个人人气掌握权力，党内各方利益则缺少协商调和的空间，政策制定和推行受到影响;脱离派系网络支撑的个人影响力也面临更大的脆弱性。

　　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媒体和专家将派系式微与高市个人话语权提升主要归因于情感动员型政治逻辑，但对自民党派阀体系近20年持续衰败这一长期制度趋势的讨论相对有限。

　　在因果逻辑上，高市的权力集中至少存在两种解释路径：一是情感化动员瓦解了派阀协调功能;二是派阀体系本身已长期处于渐进衰败轨道，“小泉剧场”已开启首相个人支持率凌驾于派阀之上的先例，安倍二次政权进一步通过人事集权弱化派阀协调。现有文本主要呈现第一种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专家话语聚焦于当下动员机制，派阀体系近20年渐进衰败的情况在专家的归因话语中的可见度相对有限。

　　3.数字选举法规滞后放任新型情感化动员扩张

　　执政党内部传统制衡趋于瓦解的同时，现行选举法律对数字化竞选的监管却明显滞后。日本现行选举制度的监管滞后，无法适配数字时代的网络动员模式，为情绪化、诱导性政治传播提供了宽松的制度空间。《日本经济新闻》高级评论员齐藤彻弥指出，现行《公职选举法》主要围绕传统形式制定，对于SNS短视频、算法推送等新型数字动员方式缺乏明确监管规范。鸟取县知事平井伸治认为，现代选举中的SNS生成式人工智能伪造视频、虚假信息及在线攻击并未在常规制度中得到有效约束。福岛学院大学高选圭的研究显示，日本缺乏投票前长期监管机制，网络空间政治信息易受到操控或过度情绪化扩散。拓殖大学河村和德批评，日本仅在选举期间临时启动监管机制，无法对人工智能伪造视频、网络谣言、匿名恶意攻击等行为形成长效压制，难以建立制度化防护屏障。谷原司指出，日本缺乏投票前的选举运动禁止期。

　　在这一归因逻辑中，在野党的传统动员方式依托政策说服与利益计算的传播逻辑，但高市阵营以高额宣传费使其助选视频在平台泛滥，同时虚假信息与刻意剪辑视频大量传播，形成信息环境的扭曲。

　　4.在野党整合失灵压缩替代性政治选择空间

　　制度约束不足之外，反对阵营自身的结构性短板进一步压缩了替代性政治选择。相关报道与专家分析指出，中道改革连合在此次众院选中面临多重困境，难以对抗高市主导的情感动员型政治。冈田宪治认为，中道改革连合的败选源于其在形象、领袖与话语三个层面的结构性失灵。在形象层面，中道改革连合被选民感知为没有具体方案的“正论集团”，旧立宪议员灌输型的印象使其失去核心支持者，也无法吸纳潜在自由派选民。在领袖层面，其党内因害怕宪法论战导致分裂而回避实质性政策讨论，也未能培育出可与高市相抗衡的领军人物。在话语层面，中道改革连合的表达方式加剧了年轻世代的疏离感。三者交织，使其无法提供有效的替代性政治选择空间。

　　加藤阳子认为，中道改革连合的根本失误在于在合流过程中没有公开讨论，自上而下的决策引发支持者不满。此外，在冲绳基地迁移、安保法制解释等议题上的妥协，也背离原有立场，使传统支持者失望。长谷部恭男指出，中道改革连合在安保法制等议题上的说明过于复杂，难以被普通选民理解。

　　整体来看，日本本土舆论重点聚焦在野党自身的结构性短板，对传播策略、叙事建构能力的差异关注不足，形成明显的解释盲区。

（四）动员机制：人格化认同与粉丝化参与的组织逻辑

　　社会、技术、制度三重条件共同构筑了情感化动员的外部土壤，而人格化政治认同、低门槛参与结构与粉丝式防御机制，构成情感动员型政治的核心转化机制，实现了从分散个体情绪到系统性政治支持的转化。其核心逻辑是：以政治人物人格符号替代政策纲领，以轻量化日常参与替代制度化政治参与，以外部对立叙事强化内部情感凝聚。

　　1.人格符号政治替代传统政策认同

　　在日本媒体报道与学者评论中，高市的个人形象被建构为多元化的人格符号系统。也就是说，区别于传统政党政治以政策纲领、意识形态凝聚支持者，情感动员型政治以候选人多元化人格符号为核心抓手，通过差异化形象投射承接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需求。

　　冈田宪治指出，虽然高市的政策主张并无充分说服力，但她通过“重大决断”“不逃避”“改变现状”等强势话语表达，塑造出日本舆论所认为的能够破局的形象，以此吸引深陷未来焦虑的选民。高市在2026年众议院选举中提出“不挑战的国家没有未来”“只守护的政治不会带来希望”等口号，以此吸引主张变革的选民。在这一归因逻辑中，高市以积极财政、经济再生和未来投资等话语塑造“努力可以带来改变”的形象。在短视频传播中，这种人格形象塑造又通过简短、明确的断言式表达得到强化，与在野党解释性的政治表达形成对比。

　　大泽真幸将高市的“基本盘”与支持者对于国家“守护”的心理需求联系起来。山口二郎进一步指出，战后和平共识松动使日本社会增强了从加害者意识转向受害者心态，期待政治人物对外强硬的声音不在少数。在这一背景下，高市以对外强硬姿态的表达，向处在经济停滞和社会不安中的选民提供“安全感”。

　　不同于传统政客的精英化话语体系，高市注重体现弱化政治距离感的表达。相关报道显示，她的不少支持者并非从政策出发，而是基于对其这种表达的印象进行投票。《朝日新闻》在高市演讲现场对其支持者的采访中，有人表示并非关注政治，而是关注高市的表达方式。大泽真幸指出，高市在面对尖锐提问时刻意使用关西式表达以拉近距离，此外，《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高市在韩国文化问题上的表达，提到喜欢韩国海苔、韩国化妆品和韩剧，再经由SNS扩散，向韩国释放信息，也用以缓和保守强硬形象带来的距离感。在这一归因逻辑中，高市蓄意通过语言风格、塑造去精英化的形象争取选民支持。

　　冈田宪治认为，一些年轻人并不按传统保守与自由的划分来判断政治，而是将中道改革连合等传统自由派视为保守;高市则将自己塑造为旧秩序的挑战者。相关报道还显示，在其支持者看来，高市也被塑造成男性政治的挑战者。她以“逆境中奋斗的女性领导者”叙事争取女性选民。在这一归因逻辑中，高市将保守的政策主张包装成挑战者的激进姿态。

　　2.低门槛参与消解政治参与成本

　　情感动员型政治依托弱组织、日常化的参与模式，大幅降低政治参与门槛，实现大规模、常态化的选民动员。《朝日新闻》在演说现场的采访显示，在高市的支持者中，不少并非采取传统意义上的支持方式活动，而是通过采取追踪高市的日常动态、到场围观、拍照打卡、购买或赠送相关周边物品等方式进行支持。《每日新闻》对高市支持者的采访也显示，支持者助推高市相关的馒头、毛巾、海报、政策手册等宣传品的传播。这些现象表明，选举参与正在被高市部分支持者转化为“饭圈应援”。

　　这种参与模式大幅降低了选民的政治参与门槛，使大规模、常态化的选民动员得以实现。《日本经济新闻》注意到，在高市的支持者中，“Z世代”、无党派层和女性群体不同于传统保守派或核心自民党支持者，他们更多采取模仿高市的服饰等日常化方式。因此，情感动员型政治的参与门槛低，将复杂的组织动员转化为日常化方式。与此同时，低门槛参与还依赖于政治判断的简化。《朝日新闻》的座谈评论指出，此次选举缺乏充分政策论争;长谷部恭男甚至将高市描述为以“偶像”方式参与选举，认为政策说明的不足反而为她的支持者提供了空间。山田昌弘也指出，高市将竞选议题压缩为“高市与其他政客”的二元选择。

　　从竞选策略看，高市阵营对选举焦点的重新定义进一步放大了人格化政治的动员效果。马渕磨理子指出，前次选举中在野党设定了“增加实得工资”和“日本人优先”等议题，但此次高市将选举从政策辩论主要转化为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以食品两年免征消费税瓦解了在野党长期主张的减税议题;另一方面将焦点设定为“是否适合担任首相”议题，将各方框定在上述议题框架内，政策辩论空间被大幅压缩。神奈川大学大川千寿也指出，高市通过社交网络与视频平台直接发声的方式，针对对日本未来感到不安的年轻世代与中年阶层，宣扬以经济增长实现国家富裕，谋求将结构性的社会不安转化为对她的政治期待。这一策略与低门槛参与结构相互强化，当选举被简化为是与否的二元选择时，复杂的政策辩论被进一步边缘化。

　　3.粉丝式防御强化内部凝聚

　　在相关报道与专家分析中，情感动员型政治更多表现为一种通过外部批判强化内部凝聚的粉丝化防御机制。支持者在面对媒体质疑或在野党批评时，将外部批判视为阻挠，激发防御心理。

　　《每日新闻》的现场采访显示，高市的争议性发言及与旧统一教会相关报道，激发了其支持者的防御心理，高市以这种叙事促使支持者将外部批判反向转化为内部凝聚力。在《每日新闻》的访谈中，中央大学教授中北浩尔与法政大学教授河野有理指出，高市面对媒体和政治质疑时，其死忠支持者形成越批判、越支持的闭环效应。

　　但上述日本专家的论证存在风险。从因果逻辑上，“外部批判引发支持强化”至少存在两种解释：一是批判使其既有支持者进一步固化;二是利用批判在公共舆论中制造“受害者叙事”，以吸引中立或边缘的选民。现有文本主要将两种效应混同为统一机制，将高市死忠支持者抱团的现象直接等同于情感化动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种解释在专家归因框架中未被充分剥离。也就是说，日本专家的归因未能区分该机制的双重效应：既有支持者的固化效应、中立选民的“受害者叙事”吸纳效应被混为一谈，对粉丝防御机制的内在分层逻辑解释不足，存在理论细化缺陷。

　　在这一归因逻辑中，情感动员式政治跳出传统政党的动员范围，吸引非典型政治参与者，主要原因是参与门槛大幅降低。首先，日常化的线上参与不再需要加入政党组织，门槛大幅放宽;其次，理解复杂政策不再是参与政治的必要条件，理解相关内容的成本变低;最后，舆论把政治选择简化成非黑即白的对立立场，留给各方辩论政策的空间不断缩小。

　　综上，情感动员型政治的生成是结构条件、技术条件、制度条件三重外因叠加，动员机制内因固化的结果：社会结构制造诉求，数字技术放大情绪化传播，制度漏洞提供权力转化通道，最终通过人格化认同、低门槛参与、粉丝式防御完成新型政治形态的完整建构。

三、研究结论与对华风险研判

　　基于对日本选举舆论的实证编码分析，笔者系统梳理情感动员型政治的生成逻辑与深层变迁机制，总结其重塑日本传统政治生态的范式，并结合日本政治现实与东亚地缘格局，研判该政治形态外溢至外交领域、影响中日双边关系的潜在风险。

（一）生成逻辑

　　笔者通过对日本四大主流报纸72篇报道与评论的主题分析，梳理情感动员政治成因的归因框架，该框架分为条件层与机制层。

　　条件层回答“何以可能”：社会结构瓦解了政策导向型参与的心理基础，技术环境赋予情感化内容传播优势，制度空间则提供了情感化支持向议席转化的通道，三者共同构成情感化动员的土壤。机制层回答“如何实现”：人格化政治需求与低门槛参与结构，将分散的情感化诉求整合为粉丝化的政治行为。两层叠加完整勾勒了情感化动员政治从生成到运作的全过程。

（二）三重深层置换机制

　　从日本媒体与专家的深层归因逻辑来看，情感动员型政治对日本传统政治形态的重塑，体现为认知、传播、制度三个层面的结构性置换。三重机制由内向外层层递进、相互强化，推动日本政治从传统模式进一步转向情感化主导、流量驱动、个人依附的新型形态。

　　认知层面的情感化降低了对政策的关注，为传播层面的算法主导创造了受众条件，传播层面的信息茧房又进一步固化认知层面的偏见，并为制度层面的情感化动员提供动员素材，制度层面的政党功能萎缩则反过来消解了对前两者的纠偏能力。在此循环之下，传统方式从政治运作的中心地带退居边缘地带，从主导性逻辑下降为补充性存在。

　　第一重变化是政策被人格情感化期待置换。日本社会大范围的不安感，是民众转向情感化政治的底层诱因。经济长期停滞、物价连年走高，民众生活宽裕度持续走低，民众关心的重心转向如何守住自身日常生计。加之日本社会纽带持续松散，政治反而成为一些基层选民宣泄和缓解情绪的出口。阶层固化、发展机会分配失衡，则进一步消解了民众依托政策优劣、现实利益去评判政治的内在动力。

　　在此背景下，政策理性在政治判断中的作用下降，传统参与模式正逐步让位于依靠个人感觉建立起来的支持逻辑。

　　第二重变化是政策讨论被算法情感化信息流置换。从技术层面来看，算法规则改变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模式，让偏向情绪化、个人化的政治内容更容易大范围扩散。短视频平台的流量推送，以用户停留时长、点赞互动数据作为评判标准，这也让带情绪、有冲突的内容天然更具传播优势。内容创作者的收益激励，叠加平台算法的循环推送，共同催生了围绕高市的舆论传播，让原本由政党主导的政治宣传，逐渐变成自媒体碎片化、自发性的信息扩散。

　　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下，复杂的政策议题被剥离了完整的背景与逻辑，创作者的主观解读和情绪化表达成为主导。严谨的政治讨论被简化为直白的口号、片面的个人印象，选民无需主动筛选、辨别信息，长期被动接收同质化的单一政治叙事。谷原司提出的“信息场域被单方面占据”与米重克洋的“单纯接触效应”，指出这一传播机制的核心问题是算法主导的情绪化信息流逐步挤占、取代了政策的公共讨论。传播生态不再提供多元政策信息，影响选民辨析政策的信息基础，其判断最终被算法推送的单一叙事所裹挟。

　　第三重变化是政党制度调节功能被粉丝式动员置换。从制度层面来看，日本选举规则的固有缺陷，叠加粉丝化的新型动员模式，将零散的支持，转化成系统性政治权力。小选区制奉行“胜者通吃”，一旦候选人聚拢大量集中选票，选区席位优势会被制度成倍放大，最终获得的议会席位规模往往和真实民意严重脱节。与此同时，自民党内部传统制衡体系不断失效，政客个人权威成了核心支撑，压缩了派系协商的缓冲空间。

　　日本保守派主流媒体亦对高市政权提出“自制力”的警示。《读卖新闻》的社论提出，在在野党力量不足的状态下，政权若判断失误将造成无法挽回的事态。情感动员型政治在获取权力后，面临着“政策暴走”与“说明责任”弱化的风险。

　　除此之外，日本现行《公职选举法》对线上数字化竞选手段约束不足，难以阻断全天候循环扩散的宣传。政治参与门槛大幅降低，不再需要加入政党、参与线下组织活动，仅靠线上互动、线下打卡等方式，就能参与造势。这套传播还会形成闭环效应，外界的质疑、媒体与在野党的批评反而会巩固其支持者群体的立场。

　　桃井裕理提出“政党溶解”现象。负责整合各方利益、协调政策分歧的政党制度功能，以及依托党派、组织形成的政治归属逻辑，被粉丝式和流量化动员取代。依靠派阀协商、利益博弈维系的权力运行模式，也偏向以个人为核心的无组织化新型动员模式。

　　三重置换机制的叠加，推动日本政治正当性根基、权力运行逻辑与政治参与模式发生整体性位移：政治合法性来源从程序与绩效合法性转向情感化与人格合法性;权力运行从制度化派系博弈转向个人依附;政治参与从组织化集体行动转向个体化参与。然而，这一机制能否延续，取决于情感化期待进入执政期后的兑现能力。

　　竞选期间，高市靠“带来改变”这样的口号煽动、聚拢支持者，但情感化动员靠的是尚未兑现的期待，一旦进入执政，就必须面对现实政治的检验。

　　2026年5月至7月的民调变化表明，高市内阁支持率从高位急落，ANN调查跌破五成，《每日新闻》民调显示不支持率反超支持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下滑并非仅来自传统意义上的中间选民或反对者，而是曾对高市抱有期待的群体。当物价持续高企、实质工资未见改善、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具体成效时，选民发现选举叙事所承诺的“强大富饶的日本”并未转化为实际生活的改善，其执政根基则开始动摇。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面对支持率下滑，高市并未转向实质性的政策调整，而是继续沿用选举时的情感话术。2026年7月23日，她在社交媒体发布长文，强调就任以来三小时以下睡眠常态化。这种言论在选举期间被支持者着力吹捧，但当选后，更多被看作是“没有成果的自我表扬”，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可见选举期间的支持难以固化为可持续的执政基础。

（三）对华风险研判

　　日本国内情感化动员政治的兴起，将内部政治变迁传导至外交领域，进而冲击对华政策取向。

　　舆论场情绪化极化挤压对华理性决策空间。山口二郎认为，高市的上台标志着战后日本80年和平主义政治根基的显著弱化。认知上的偏差，在算法推荐下被不断放大，加速了涉华舆论的保守化倾向。需要指出的是，舆论走向极端化，不只是情绪化动员的结果。在日本政坛长期右转、历史认知上的分歧、中美战略博弈这些深层因素的作用下，舆论也会走向极端化。只是情感化动员的出现，进一步压缩了理性声音的传播空间，以及政策舆论的回旋余地。

　　受害者意识将增强对华强硬叙事。山口二郎指出，随着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增强，日本将自身置于“受威胁者”位置的认知却有所扩大。在经济长期低迷、社会闭塞感持续存在的背景下，对华强硬表态容易被赋予“打破困局”的象征意义。

　　平台算法可能放大涉华舆论的情绪化倾向。带有冲突和鲜明立场的短视频更易吸引观看与互动，第三方创作者出于流量收益，对政治人物的涉华发言进行蓄意解读和反复传播。复杂的双边问题被压缩为简单的对立叙事。

　　日本制度层面同样如此，派阀协商、多元利益制衡受制于个人为中心的权力运作，当政党制度的内部协调能力下降，难以有效约束极端的政策主张，则压缩在危机管控和沟通上的回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