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杭，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王晨宇，经济学博士，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党校教师。

　　来源：《日本研究》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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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日企在华投资布局始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伴随日企进军中国市场，中日两国之间逐步形成了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关系，日本也因此率先成为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投入累计额超过千亿美元的国家。近年来，大国竞争、新冠疫情与地缘风险相叠加，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重构期，日企在华投资布局也因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呈现出新动向。2024年7月，本田汽车公司宣布将关闭一家在华工厂，同时暂停另一家工厂的车辆生产，这一布局调整将使得本田汽车在华产能从接近150万辆降至120万辆，创下日企在华减产规模之最。本田汽车此举是其适应汽车市场需求变化而采取的主动应变，但也再次引发了有关日企撤离中国的讨论。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其主导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可能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贸易限制和关税措施，将导致日企在华布局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长期以来在外交和经贸政策上与美国保持紧密关联，在此情况下，极有可能会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导致日本对华经贸合作尤其是高技术领域合作前景变得更为复杂和难以预测。

　　毋庸置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改变了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基本逻辑，除了市场和创新要素，安全性日渐成为跨国公司布局海外供应链的重要影响因素。一直以来，受国内市场低迷和人口老龄少子化的影响，日本企业将中国视为海外重要生产基地并持续布局中国市场，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以及特朗普回归带来的新挑战，日企在华投资布局也将进入新阶段。上述的本田汽车减产就是日企在华投资布局调整的重要表现，那么，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背景下日企在华布局调整有哪些新动向?其背后的推动因素是什么?日企在华布局调整对中日产业合作会带来哪些影响?对上述问题的梳理和解析，不仅有助于更好把握日企对华直接投资的新动态及效应，而且有助于更好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利用外资的重要部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02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推动日企调整在华投资布局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进一步推动结构改革，以消除企业参与全球化经营的障碍，释放供给潜能，促进经济增长，试图通过加强产业政策来实现科技发展、绿色转型、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等战略目标。中国作为日本在亚洲的主要投资对象，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劳动力成本上升，日本在华先期投资的一些产业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企业盈利空间缩小。与此同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中国也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在此情况下，中日双方的需求逐渐发生变化，日企对华投资布局及投资动机也在发生调整。

（一）日企在华投资规模与战略进入新阶段

　　受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和大国战略竞争的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日本对华投资规模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一方面，全球经济形势的不确定使得日本企业更加注重供应链的多元化，部分企业开始调整其在华投资布局，寻求建立不过度依赖中国的稳定且有弹性的海外供应链体系。如图1(a)所示，在2018年前后中美贸易摩擦较为激烈的时期，日本对华投资规模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由2018年高峰时的19151亿日元降至2019年的16433亿日元，后于2021年回升至先前水平，但随后又开始缓慢下降。与此同时，日本在华投资撤回从2019年的3326亿日元增加至2023年的7725亿日元。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在2022年和2023年发布的《海外日资企业实况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在华企业发展意愿中，回答“扩大”意愿的比重连续下降，分别为33.4%和27.7%，降至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回答“缩小”和“转移、撤退到第三国(地区)”的企业占比出现增长。这一点也可以通过日本企业在华布局网点数的变动趋势看出。如图1(b)所示，据日本外务省数据统计，日资企业在华网点数由2019年的33341个降至2022年的31060个，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除了采购费及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带来的“成本增加”外，中国国内需求减少和市场萎缩成为很多日本企业减少对华投资的重要因素。尽管近年来日本在华投资出现波动，但仍具有一定规模，无论是日本在华投资规模还是日企在华网点数，均排在全球前列。日本外务省数据显示，日企在华网点数占日企全球网点数的比例多年来一直保持在40%左右，2023年为37.9%，表明中国市场依旧是日本企业海外投资布局的重要对象。

　　近年来日企在华“地产地销”型投资增加，一些日企不再仅仅将中国作为生产基地，而是更加关注中国市场的需求特点和消费趋势。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认为中国具有投资潜力的日本制造业企业中，60.8%的企业认为有潜力的理由在于中国现有的市场规模，56.3%的企业认为中国具有投资潜力的理由在于未来市场的成长性。近两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报告也显示，关于回答扩大在华业务企业的功能中，“销售功能”的比例一直位居首位，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从投资方向来看，日本在华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等领域涉及较多。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和消费国之一，日本新能源汽车零件供应商和整车企业纷纷加大在华投资。日本电产株式会社2022年5月宣布在浙江省平湖市开设面向电动汽车的E-Axle电机系统旗舰工厂，生产电机及逆变器、齿轮等电动汽车相关配件，主要供应中国及全球其他地区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除了新能源领域，近年来日本在智能家电领域深耕中国市场。如松下正加大在中国的投资，2022至2024年的三年间投入超过500亿日元，新建或扩建10座以上家电及空调设备工厂，将电饭煲生产线转移到中国杭州，还在广东建设美容家电工厂新厂房和扩建空调工厂。在医用领域，日立高新已为中国三甲医院提供了超1.2万台血液生化的自动分析装置，这一设备如今已实现生产和销售的本土化。同时，随着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日本企业在餐饮娱乐、物流运输、连锁超市、旅游住宿等服务业领域也不断开拓中国市场。以永旺为代表的日本零售企业在中国持续扩张门店，通过本地化采购和运营，销售适合中国消费者口味和需求的商品，同时也积极引入日本的特色商品和服务，以满足中国消费者对异国商品的需求。中国日本商会发布的《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4年白皮书》显示，超过半数日本企业认为中国市场是最重要的市场或三大重要市场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复苏和市场需求的不断释放，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也有望逐渐恢复。

（二）日企在华布局呈现空间调整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和布局的调整，日企更加注重在华投资空间布局的多元化，减少对单一地区的依赖，在继续深耕沿海地区市场的同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布局力度，以优化在中国的投资布局。一方面，日本继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投资优化，提升产业层次，进一步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开放较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多年来一直是日本企业在华重要的投资地。长三角地区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发达的交通网络以及丰富的人才资源。以上海为核心，周边城市如苏州、无锡、宁波等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集群，吸引了众多日本汽车企业在长三角地区设立了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大金在上海、苏州设立大型生产基地后，又在惠州建设其在中国的第三大生产基地。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也吸引了大量日本投资。深圳、广州、东莞等城市在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领域具有领先优势，吸引了日本企业在该地区投资电子、通信、高端装备制造等行业。例如，一些日本电子企业在深圳设立了研发和生产基地，住友商事2024年10月在深圳市开设事务所，充分利用当地的产业配套和创新资源，将在数字AI和绿色转型领域更新信息与网络。此外，辽宁、山东、天津等北方东部沿海省份也是日企聚集的热门地区，据日本帝国征信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辽宁省有2142家日资企业，数量在所有省份中位居前列;山东省也是日本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拥有1678家日资企业;天津作为重要的港口城市，也吸引了大量日本投资，有949家日资企业在此运营。

　　另一方面，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崛起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现阶段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作用正在显现，区域增长格局正从东部地区“一马当先”向西部地区全面加速、东西部协同并进转变，加速了日本企业向中西部地区拓展投资布局的进程。如表1所示，从2018年以来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的地区来看，日企在四川、重庆、湖北等中西部地区扩大业务的倾向较为明显。这些地区提供了新的市场机会和较低的生产成本，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在当地进行直接投资。尤其是四川省和重庆市首当其冲，在2023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布的《海外日资企业实况调查》中显示，回答在四川和重庆“扩大”业务的企业占比分别超过五成和四成，高于东部沿海的山东省、浙江省和上海市。随着在华日企在中国采购趋势的加强，这些地区的本地供应商占比在近年来也处于较高水平。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增加”，并且也有不少企业认为地区“增长能力强，发展潜力大”也是企业在当地扩大业务意愿的重要因素。如永旺集团在2024年3月表示将继续推进在中国市场的投资，继2023年11月武汉江夏店之后，还计划在长沙星沙店开设全新门店，看中的就是中西部地区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以实现全国范围内更均衡的市场覆盖。此外，中西部地区也聚集了许多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产业集群，吸引了许多日企的目光。成都作为中国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之一，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了众多知名的电子企业，如集成电路领域的海光、新型显示领域的京东方等，这些企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配套产业的需求，为日企提供了丰富的市场机会。2024年，东洋炭素扩大在成都蒲江的投资，进行二期项目建设以提高产能。该公司表示，成都在电力供应能力、清洁能源发展、电力保障措施，以及丰富的产业集群和载体空间应用场景等方面表现出色，其重要合作伙伴之一德国博世集团就在蒲江园区，使得东洋炭素希望进一步利用成都的优势资源。重庆则在汽车制造和化工领域与日本企业开展了广泛合作。2023年2月，电装株式会社高度认可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理念和前景，计划在重庆经开区投资建设零碳智能工厂和电装重庆科技园等，借助当前重庆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契机，早布局、抓先机、抢市场，形成双方在新能源汽车产业赛道的合作共赢。不难看出，日本对华投资布局呈现东西部共同推进的态势，逐渐实现在华投资区位选择的多元化。

（三）日企在华投资布局呈现产业调整

　　一直以来，制造业都是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主体，一度占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七成以上，但2020年以来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呈现下降趋势(见表2)，投资规模由2020年的7905亿日元降至2023年的2005亿日元。与之相比，虽然日本在华非制造业的投资规模也呈现波动现象，但投资比重逐渐上升，2023年日本在华非制造业的投资占全行业投资的比重已上升至49%，投资规模为1926亿日元，与同年2005亿日元的制造业投资已相差甚微。由此可见，非制造业已逐渐成为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布局的重点。

　　2020年以来，日本在华制造业投资趋于谨慎，一定程度上受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背景下中国自主产业链崛起的影响。就日本对支柱产业汽车领域投资的调整来看，表2显示，运输和机械设备零部件的投资规模在2023仅为1443亿美元，不及2020年的二分之一，这意味着日本车企在华市场份额出现萎缩。顺应全球低碳、环保的发展趋势，新能源电动汽车已成为中国政府和汽车制造商的重要战略方向，并取得了突出成就。日本长期以来将新能源汽车的未来押注在氢能源领域，而非纯电动技术，但从技术复杂度和商业化的角度来看，纯电动车普及速度明显快于氢能源汽车，尤其在中国市场，日系车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影响了日本车企在华市场份额。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发布的《2023年12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深度分析报告》显示，2023年日系品牌的零售份额为17%，同比下降3个百分点，而中国本土品牌市场零售份额不断增长，从38.4%提高到60.7%。此外，近年来“缺芯”、能源危机等不确定因素的出现，也给在华生产高度集中的日本车企增加了断链、卡链的风险，进一步助推了日本企业在华运输和机械设备零部件等行业投资布局的收缩。值得关注的是，虽然部分日企在华传统领域投资规模有所下降，但汽车、电子等行业仍占据重要地位，并且行业内部投资结构呈现低端向高端转移趋势，针对高端制造业和新兴领域的投资正在增加。如东风日产基于整体战略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对在中国的产能和资源进行优化和调整，关闭了位于江苏常州的工厂，同时投入超过100亿元用于加大新能源车型的产线布局和研发，并计划到2026年底前在中国投放7款全新的新能源产品。松下也斥资1.82亿元人民币在上海设立子公司，主攻新能源汽车领域。智能化、绿色化逐渐成为日企在华制造业投资的新方向。

　　在非制造业领域，日本投资者同样对新兴势力领域的发展动态给予了更多关注。其中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金融与保险行业是日本在华非制造业投资的主力军，2020年后分别占据非制造业投资存量的58%和42.6%(见表2)。近年来一些传统百货等业态逐渐被新兴的零售实体所替代，如7-Eleven等日本便利店品牌也在华加速扩张门店，同时，药妆、健康食品等特色零售领域也成为日企投资新热点，以满足中国消费者对品质生活和健康的追求。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速了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中国庞大的市场和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为日本非制造业企业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创新机会，推动零售业日本企业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如日本三大便利店品牌之一的罗森通过收购四川哦哦超市连锁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天虹微喔便利店等，借助被收购方的数字门店、供应链体系、客户资源等，迅速扩大自身在当地的市场份额，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市场实现全面盈利的“玩家”。罗森也与中国本土的电商平台、科技企业等开展合作，如借助山东宜快宜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数字技术和信息资源优势，拓展自身的销售渠道。不难看出，在华日企投资重点正呈现出从传统制造业向餐饮、物流、零售、服务业等非制造业转变的态势。

03

　　日企在华投资布局调整的动因

　　面对萎缩的国内市场，日本企业不得不通过海外布局来平衡越来越大的增长压力，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所带来的外部环境动荡进一步推动日本企业调整在华投资布局，以期更好地应对全球市场以及中国市场的变化。

（一）顺应中国经济转型而进行的策略调整

　　近年来伴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中国经济也在经历转型发展，促使日资企业调整在华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一方面，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对成本导向的日本企业的吸引力下降。尤其对于那些劳动密集型和高污染的在华日本制造业企业而言，它们往往依赖于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宽松的环境政策，但随着中国制造业领域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智能制造转型，这些制造业企业面临生产成本上升、环保压力增大等问题，不再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其在华投资意愿减弱，转而选择向劳动力、土地价格更加低廉的东南亚等地区进行布局，加速劳动密集型和低端高能耗产业的外迁。2020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首批从中国迁出的87家制造业企业补助名单中，有57家企业回迁日本，其余迁往东南亚。这些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且大多是从事低端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从这87家企业选择的新厂址看，除日本本土外，大多是劳动力和土地低廉的国家或地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使技术、人才和资金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加速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产品质量和价格优势的提高，加剧了日企面对中国本土品牌的竞争，也导致部分日企收缩在华传统制造业产能。2024年6月，汕特矢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关闭所有在华工厂，原因是中国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对汽车零部件的技术和性能要求提升，该厂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方面未能满足市场需求，同时面临中国同行的竞争压力，导致经营困难，最终退出中国市场。但另一方面，部分日本企业仍旧看重中国市场的研发能力和创新环境，维持或增加在华研发中心投入，更加注重与中国本土企业在半导体、电池技术、零部件生产等新兴产业方面的合作。为了适应中国市场的新需求，本田汽车在削减汽油车产能的同时，加快了在华新能源汽车产能建设。如东风本田全新电动专用工厂和广汽本田全新新能源工厂分别于2024年9月和11月投产，两家新工厂的合计年产能约为24万辆，这使得本田在华产能结构得到了优化，大大提高了新能源车型产能占比。由此可见，部分日企调整在华投资布局并不是要放弃中国市场，而是面对中国市场变化主动优化投资布局，是其试图在中国市场重新定位的表现。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使国际环境日益复杂，为了更好地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重塑中国经济势在必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提升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环节也推动了日企在华投资布局的调整。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推进，中西部地区正处于从传统产业向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时，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相对较低，这为日企提供了产业对接与合作的机会。除了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对成本较为敏感的产业链转移到该地区，部分日企还将研发、销售等高端环节与中西部的产业资源相结合，加速向中西部地区扩大投资。

　　不仅如此，伴随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中国正从最大的生产国向消费国转变，逐渐完成由大众消费向品质消费的转型，成为驱动日本企业在华非制造业投资的引力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已超4亿，中等收入人口占比约为30%，这为日常消费领域的品质化升级创造了基础的用户群体，由此推动了日企在华非制造业投资的增加。如，为满足中国消费者对品质生活的追求，松下在中国加大了对高端家电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投入，推出了一系列智能家电产品。大金空调也于2024年10月在广东惠州新建空调工厂。在部分日企将核心部件生产迁回日本的情况下，松下、大金等增加对华投资，显示中国市场对日本企业仍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面对中国经济快速转型，日企对中国市场的定位已逐渐从加工制造中心和出口基地向消费中心转移，这促使日企一方面将部分生产环节撤离中国，一方面持续深耕中国市场，其在华投资布局也进入深刻调整的新阶段。

（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的战略应对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已然成为当下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在这一背景下，资源相对匮乏、经济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日本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韧性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日产业合作紧密，随着大国战略竞争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的不断加剧，日本不得不重新审视供应链海外空间布局以及可能面临的供应链安全问题。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提升“战略自主性”、降低对外依赖是日本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重要目标。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2024年版《通商白皮书》显示，中国是日本重要的进口来源国之一，其中1406种商品的进口额超过一半都来自中国，并且在某些关键技术和核心产品对中国依赖度较高，如重要半导体元件微处理器目前的生产主要集中在中国。因此，日本政府意图推动企业调整对华投资，以减少对中国特定产品的采购，促进战略性物资生产企业回归日本本土。2022年日本在《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中将半导体、蓄电池等11个领域作为谋求稳定供应的“特定重要物资”，强调日本将实现重要物资的自主生产和供应来源多元化，以“消除因过度依赖特定国家而导致供应中断的潜在风险”。日本政府通过给予日本企业设备投资补贴等方式鼓励汽车零部件、半导体、化工原材料等制造业企业从中国回归日本。在日本政府政策的刺激下，日本半导体企业罗姆和液晶面板企业日本显示器将集中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部分后道工序迁回日本本土，以提升生产环节的可控性。同时，日本政府还鼓励企业通过供应链多元化以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度。2020年日本政府拨款2200亿日元，用于鼓励日企实现供应链多元化，首批87家获资助企业中有30家企业把生产线转移到东南亚。

　　此轮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推动力之一是各国在高技术领域竞争的激化，日本在一些传统产业领域的优势渐失，在新兴产业的全球产业链布局中又未能占据核心地位，致使产业结构升级缺乏新的增长点和支撑力，进一步削弱了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日本曾在传统燃油汽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但随着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兴起，中国、欧盟、美国等新能源汽车企业后来居上。相比之下，日本车企在华业务因新能源汽车兴起而受到冲击，面临市场份额收窄、产能收缩等问题。为此，日产等日本车企纷纷加大在中国市场新能源车型的投放力度，以顺应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随着中国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型，会有更多日企把握此轮技术变革的机遇，通过在中国市场布局新兴产业实现自身的业务转型，进而增强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能力。

（三）提升应对全球不确定性能力的主动作为

　　2018年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一些国家采取“脱钩断链”“去风险化”政策，加速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在此背景下，考虑到中国处于大国战略竞争的中心，日本在大国博弈间自由回旋的余地愈发狭小，如何在海外布局过程中规避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动荡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成为日本企业调整在华布局的重要考虑因素。一方面，日本对美一贯奉行“跟随外交”，在2022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就将日美关系定位为“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石”，不断加强与美国在军事技术、装备采购、军事训练等方面的合作。日本还积极响应美国的“印太战略”，强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功能，试图构建针对特定国家的所谓“同盟”压力。由于日本在华生产布局高度集中，受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和供应链“去中国化”影响，日企在华部分产业链供应链被认为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为此，日本采取了“中国+1”甚至“中国+N”策略，将一些关键零部件生产逐渐从中国分散到其他国家。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数据显示，近年来日企在东南亚的投资增速明显高于在华投资增速。其原因在于日本企业试图避开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重塑能力，降低因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导致的供应中断风险。尤其是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向区域化和本土化趋势发展的背景下，实施供应链多元化发展已成为在华日企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的不得已选择。

　　另一方面，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完整的产业链配套优势能很大程度上抵御国际紧张局势下极易面临的不确定性，这对日本企业具有很大吸引力。尤其中国在部分高技术领域的产业基础不断完善，促使日本企业选择在中国市场保留部分核心业务和高端制造环节。以汽车制造领域为例，日本企业仍在中国继续生产高端车型和核心零部件，以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并借助中国的产业集群优势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带来的冲击，如何调整海外投资布局实现传统业务领域的瓶颈突破，成为日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课题。通过与中国高技术企业合作或在中国市场参与竞争，可以让日本企业维持稳定的市场需求，加速自身技术迭代，进而更好地应对全球市场变化和技术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

04

　　日企在华投资布局调整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都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布局的调整不仅会对日本国内经济发展以及企业自身的运营状况产生直接影响，还会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给中日两国之间的产业合作带来诸多变数，甚至对区域生产网络的重构产生深远的冲击。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深入分析。

（一）回应了日本国内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关注

　　2018年来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导致全球经济环境不确定性日趋增加，世界主要国家开始加强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考量，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加速重构期。由于高度依赖全球市场，一直以来日本国内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都保持高度关注。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日企在调整对华投资布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作为优先考虑因素。

　　在对华投资布局调整中，日本企业通过减少在华部分传统制造业投资，以及将部分关键零部件生产环节分散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多元化布局，从而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市场，降低外部风险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进而增强日本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以汽车制造业为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与竞争，日本汽车业在转型中倍感压力。为此，本田将部分摩托车和汽车零部件生产环节从中国转移到印度和东南亚其他国家，2024年第一季度，印度市场的摩托车销量同比增长了48.5%，表明在印度的生产环节运转良好，产能持续提升，能够稳定地向市场供应产品;本田在印度生产和销售的Amaze和Elevate两款车型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至2024年3月累计销售数量已达3.36万辆，可以为日本本土乃至其他地区供应新车。[24]这一多元化布局，降低了过度依赖单一市场以及汽车业电动化转型对日本汽车产业链的冲击，保证了日本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发展。

　　除了分散产业链供应链过度集中的风险，日本企业在调整对华投资布局过程中构建全球化与本土化布局间新平衡的动向也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供了重要保障。2020年日本实施“国内投资促进事业费补助金”政策，对生产高度集中在特定国家的产品和对国民健康生活极为重要的产品进行补助，支持企业扩大国内生产能力，以提升在关键领域对外部供应链的战略自主。2023年12月日本通过《令和6年税制修正案》，为电动汽车、绿色钢铁、绿色化学、可持续航空燃料和半导体等战略性领域制造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将关键零部件生产留在国内。部分在华日企积极回应相关政策并调整投资布局，把一些涉及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生产环节迁回日本国内，或在日本国内扩大生产规模，以确保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JVC建伍就是其中之一。自2022年1月起，JVC建伍把面向日本国内的车载导航装置生产从中国迁回日本。此举一方面是为了应对全球供应链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也契合日本政府增强产业链韧性的战略方向。通过将部分生产环节回流日本，JVC建伍能够更好地把控生产过程，降低因海外供应链中断带来的风险，提升自身产业链的稳定性和自主性。同时，此类布局调整也强化了日本国内关键环节的本土化生产能力，回应了日本国内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关切。

（二）推动中日产业合作进入新阶段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过程中，中国的产业结构逐渐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技术突破，为日本企业在华开拓新投资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2023年版日本《制造业白皮书》就提出，日本制造业未来需要通过数字转型和绿色转型战略实现整体优化，这与中国日益升级的市场需求构成了互补关系，为推动中日产业合作进入新阶段提供了新的契机，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成为中日产业合作领域的新热点。

　　2023年松下电器在中国首个氢能燃料电池综合能源利用项目落地，该项目采用5kW氢能燃料电池，为工厂部分设施提供绿色电力的同时，把发电产生的废热回收利用，能够在夏季制冷，冬季供热。对中国企业来说，通过这一项目不仅能接触到日本先进的氢能燃料电池技术和综合能源利用模式，还能吸引更多的上下游企业参与到氢能产业中。而其他日本企业也可以借助中国的产业基础和市场优势，拓展其在氢能领域的业务范围，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在氢能领域的合作，实现产业链的延伸，而且能为全球氢能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技术解决方案。近年来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数字产业作为支撑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正逐步成为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的关键力量。日本企业通过调整在华投资布局，强化与中国企业在数字产业链各环节的合作，能够实现产业链的整合与优化。2025年2月5日，丰田宣布将在上海金山区独资设立雷克萨斯纯电动汽车及电池研发生产公司，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日本汽车企业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重视，也反映出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背景下对中国市场的战略布局调整。在数字化领域，丰田可以与中国的科技企业合作共同开发智能驾驶技术、车联网系统等。中国在5G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方面的优势能够为丰田汽车的智能化升级提供有力支持，而丰田在汽车制造工艺和品质管理方面的经验也能帮助中国企业提升产品质量。通过合作，双方可以在数字化领域取得技术突破，共同开拓全球市场。除了合作领域的拓展，日企在华投资战略的调整还推动了中日产业链的融合与深化。新形势下，随着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逐渐显现，日企在华“地产地销”投资模式推动了日企更加注重与中国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将一些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和研发环节放在中国，与中国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打造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日本TOPPAN Holdings公司在2024年将原本在日本本土生产的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零部件业务全面转移至中国，与中国半导体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开展合作，进一步加强了中日两国半导体产业的产业链协同。中国企业可以为TOPPAN Holdings公司提供原材料、零部件等配套支持，而TOPPAN Holdings公司的产品则可以为中国半导体终端产品制造商提供关键零部件，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双方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提高了整个产业链的效率和竞争力。此外，为了让其生产环节更贴近中国市场和产业环境，日本企业将在华投资从东部沿海拓展至中西部地区，有助于中国中西部地区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当地产业配套能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也有助于为中日产业合作开拓新的地理空间。

（三）加快了东亚区域生产网络重构的进程

　　随着大国在亚太地区结构性矛盾的加剧，东亚地区秩序在经济和安全两个领域的分离趋势愈加明显，使得日本在调整和拓展供应链来源以提升本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同时，还须考虑海外投资布局的安全性。鉴于中日两国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再加上日本在中国生产布局具有高度集中的特征，日本对华投资布局的调整必将对东亚生产网络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如前所述，日本企业出于降低风险的考虑将部分产业链供应链从中国迁往东盟地区，导致日本对东盟的投资由2020年的16151亿日元增加到2023年的28437亿日元，其中规模增长较为明显的是与电子零部件制造业相关的设备，电气机械和电器行业由2020年的1469亿日元增长至2023年的2581亿日元。

　　在汽车领域，日本在华保留高端车型研发生产，将部分零部件生产移至东盟，带动日本在东盟运输机械和设备行业的投资大幅增长，2023年达到2124.89亿日元，相关通用设备投资也呈逐年增长态势。在大国竞争与地缘风险相互交织的复杂背景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经历深刻变革。在各国产业布局的调整中，东盟凭借竞争成本优势以及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带来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地缘政治重要性，在承接产业链转移的同时实现了自身的经济转型和增长，逐渐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新枢纽。为了在此轮全球供应链布局调整中抢占先机，日本企业在东盟地区的投资布局调整由制造业向非制造业转变的趋势初显。表3显示，日本在东盟金融和保险、运输业以及房地产业的投资规模分别由2020年的3660.31亿日元、673.65亿日元和1017.64亿日元增长至2023年的4115.66亿日元、2232.20亿日元和3417.23亿日元。2022年三菱日联金融集团(MUFG)旗下的大城银行收购了野村控股的驻泰国证券子公司CNS，形成了涵盖不同业务类型、不同服务对象的多元化金融服务分工格局，促进了东亚区域内资金的流动和配置优化，东亚生产网络布局日益紧密且层次分明。日本企业在东盟投资的聚集，吸引了全球资本的流入，激化了各国对东盟市场的争夺，进一步加快了东亚生产网络重构的进程。在资源争夺和产业布局调整的过程中，东亚各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会进一步加强内部合作，提高资源谈判话语权以共同应对外部竞争。在这一过程中，东亚生产网络的结构将不断重构和优化，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将进一步增强，成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过程中获益的“新飞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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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速推进的复杂背景下，国际经济环境愈发波谲云诡。中国经济凭借其坚实的发展根基与强劲的内生动力，始终沿着高质量发展的道路稳健迈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持续向中高端层次攀升，促使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规模与方向发生了意义深远的转变。从投资规模和投资战略来看，日本在华投资规模呈现波动态势，“地产地销”的投资模式引发了广大关注。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政府支持持续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推动了日企在华投资空间布局呈现东西部共同推进态势。在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上，不少在华传统制造业领域的日企由于受到成本上升和来自本土品牌竞争的压力，纷纷回流本国或转移至其他国家或地区。同时随着中国市场需求的变化，新兴产业领域如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逐渐成为日企在华投资新的焦点与强劲的增长引擎。此外，中国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也促使日本企业深刻调整在华餐饮、零售、金融等领域的投资布局。

　　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以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使得日本企业在考虑转移在华产业链供应链时不得不权衡利弊，凸显了中国市场在全球产业体系中无可替代的优势。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风险，顺应中国经济转型的同时增强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韧性以及提升应对全球不确定性能力成为日本企业调整在华布局的主要方向。

　　中国对科技创新和高品质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为中日产业合作提供了新的突破口，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高技术领域成为中日新的合作高地。中国和日本均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重要的参与者，并且中国作为日本重要的供应链环节之一，日本在华投资布局的调整必然会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会推动东亚生产网络加速重构。在此复杂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如何发挥自身的科技优势、产业优势和市场优势以应对日本企业投资布局的调整，已然成为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尤其是特朗普二次执政后，中美日三国关系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必然会受到波及和影响，这需要中日两国尤其是产业界寻找更广泛的合作领域，为两国以及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注入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