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官，韩国东亚研究所所长，东亚文化交涉学会原会长(首尔　邮编：020490)

　　译者：李睿阳，天津社会科学院亚太合作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田香兰，天津社会科学院亚太合作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天津　邮编：300191)

　　来源：东北亚学刊

　　政府的政治理念与国家战略往往通过外交政策得到最直接体现。外交不仅涉及对外关系，还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国际地位以及国民认同紧密相连，政权更替往往带来外交政策的调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全球化走向深入，韩国更多体现为“安美经中”的发展模式。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这使得韩国外交也面临复杂的政策抉择。

　　2022年尹锡悦政府上台后，韩国外交政策经历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摆幅。尹锡悦政府将韩国界定为“全球枢纽国家”，强化韩美同盟、改善韩日关系、积极参与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并试图将韩国的国际地位提升至亚太地缘政治中心。韩国这种对美“一边倒”的政策不仅未能阻止朝鲜发展核导，反而诱发半岛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尹锡悦政府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的不当言论以及加入“芯片四方联盟”等举动，导致中韩关系加速恶化。

　　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期以来，中美战略博弈逐步由贸易领域扩展至技术、供应链以及军事安全等领域。半导体、电池、人工智能以及稀土等尖端技术和核心产业作为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战略产业，其全球供应链重组正深刻改变各国外交政策和产业政策。与此同时，世界格局从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逐渐向多极体系演变。在此背景下，韩国已经难以依靠对美“一边倒”、平衡外交或“战略模糊”政策应对国际环境变化。

　　李在明政府寻求不同的外交政策。在李在明政府看来，面对中美战略博弈的结构化发展，依赖“安美经中”路线已经难以保障国家利益;同时在经济与安全高度融合的“经济安全时代”，必须在供应链、尖端技术、半导体、电池与能源等领域推进更具战略性的外交政策。

　　正因如此，学界也开始对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执政的李在明政府外交政策展开研究。在中美战略博弈、韩日关系、朝核问题、全球供应链、经济安全以及中等强国外交等领域，韩国学者已发表一些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倾向于特定国家关系或特定政策范畴。

　　为此，笔者通过考察李在明政府上台背景、分析其面临的现实课题、剖析制约其外交政策转型的内外部因素的特点和局限性，进而从结构性视角系统提出李在明政府外交政策转型的深层动因，总结当前韩国外交政策相较于保守派的异质特性。这对于研判朝鲜半岛局势走向、中韩关系发展前景以及东北亚多边安全格局重塑具有现实意义。

01

　　李在明政府面对的现实议题

　　在国际格局面临转型的背景下，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韩国接连经历朴槿惠被弹劾、文在寅执政、尹锡悦被罢免以及李在明上台等一系列政局变化。在此复杂背景下，李在明政府既要解决恢复政治秩序与实现国民整合等国内课题，也须推进适宜的外交政策。

　　当今世界正从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逐渐向多极体系演变。俄乌冲突、美以伊冲突、国际能源危机、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国际组织功能弱化等，都在加剧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特朗普再度执政后，比起维持传统的同盟秩序，更加强调“美国优先”与“交易外交”，这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秩序的可预测性。

　　朴槿惠因“亲信干政”事件，于2017年遭韩国宪法法院弹劾。随后执政的文在寅政府营造了与朝鲜和平共存的氛围，并较为成功地克服了新冠疫情危机。然而，2022年5月10日就任总统的尹锡悦推行对美“一边倒”政策，压缩了韩国的外交空间;其以检察机关为中心的权力运作，造成韩国经济增长缓慢、执政党与媒体和在野党对立加剧，引发国民不满，最终导致严重政治危机。2024年12月3日，尹锡悦突然宣布紧急戒严令，这是1979年后时隔45年的首次。韩国民众曾在20世纪70年代接连经历戒严统治以及1980年光州抗争，所以尹锡悦宣布戒严后，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抗议迅速蔓延至全国。在国民抗议以及国会迅速反对戒严的情况下，尹锡悦宣布解除紧急戒严令，之后被罢免。韩国各界对此给予高度的自我评价，认为国民以自身力量阻止了尹锡悦“亲卫政变”事件，这不仅是韩国民主主义史上重大事件，也会成为世界民主主义史上的特殊案例;认为在朴槿惠、尹锡悦两位总统遭弹劾的过程中，民众通过和平集会与正当程序维护秩序，显示韩国民主主义的成熟。因此，和平示威不仅是反政府运动，也被视为恢复民主与实现国民主权的标志事件。

　　正是在这样的国内外剧变中，李在明于2025年当选韩国总统。李在明政府对内需要承担起恢复“国民主权国家”与实现社会整合的责任，对外需要有效应对国际秩序重组与能源不稳定等复合危机。

　　韩国社会内部呼声不断增强，要求外交政策不能再围绕阵营对抗展开，而是必须切实服务于国民经济与提升国家竞争力。韩国出口具有高度依赖性，对全球供应链调整非常敏感。由于半导体、汽车、电池、造船、石油化工等国家核心产业都与国际供应链深度捆绑，所以外交政策失败很可能导致韩国陷入经济危机。因此，将经济、外交、产业与安全统合起来的“经济安全”概念，逐渐成为韩国外交关键议题。韩国面临挑战，同时也具备一定破局的条件。作为位列世界前十的经济体，韩国在半导体、电池、造船、国防等产业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同时国家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也具备一定基础。

　　2022年竞选总统时，李在明提出五大治国目标，即以“韩国倡议”引领世界的经济强国、务实应对世界秩序变化的外交安全强国、引领世界文明的软实力文化强国、实现整合与共生价值的民主主义强国、基础牢固的福利国家，具有摆脱上届政府桎梏的意味。李在明政府执政后，以这五大目标为基础，将“国民是主人、国家共幸福”确立为国家愿景，并提出了“123项施政课题”，由政治、经济、国力、社会、外交五大板块构成，涉及促进社会整合19项、引领世界创新经济29项、国力均衡增长23项、巩固社会基础37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外交安全15项，其中外交安全领域包括受国民信赖的强大军队(5项)、和平共存与繁荣的朝鲜半岛(5项)、面向世界的“实用外交”(5项)。面向世界的“实用外交”正是李在明政府外交政策的具体体现。

　　李在明政府执政后，韩国国内政治环境并不稳定，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与既得利益集团，以及政治两极化十分严重的局面。一方面，支持尹锡悦政府的“Yoon Again”势力依然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韩国社会面临少子老龄化、青年失业、房地产问题、首都圈集中、阶层两极分化等多种结构性问题。同时，韩国舆论呼吁更加成熟的民主主义、更加发达的国家治理，在对外关系上强调在国际社会发挥中等强国作用，这些都影响了李在明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

　　综合分析韩国政治历史背景和李在明政府所处现实环境，需要考察韩国现代政治在过去数十年中的发展历程、政治冲突、社会经济变化以及国际秩序变动。韩国现代政治是在产业化与民主化这两股潮流中发展起来的，经济增长与国家发展被置于优先地位，民主化也被视为重要价值。然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地域矛盾、代际冲突、意识形态对立以及经济两极化等多种社会矛盾持续累积。特别是21世纪以来，韩国社会同时经历了全球化、数字化转型、少子老龄化、青年失业以及首都圈集中等问题，进一步导致民众对既有政治结构与社会体系的不信任。同时，阶层两极分化也成为加剧民众不满的重要因素。在这种社会变化下，韩国政治呈现强烈的对立结构。保守与进步阵营之间的矛盾已经超越单纯政策差异，扩大为身份认同与历史认知问题，政治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特别是以SNS与YouTube为中心的数字政治环境，进一步放大了政治冲突。李在明政府正是在这种政治与社会矛盾结构中上台。因此，理解李在明政府的外交政策，不仅要考虑“恢复民主主义”这一政治意义，也必须同时考虑韩国社会对于缓解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推进实用主义国家治理的诉求。

　　李在明被认为是韩国政治史上与传统政治精英有着明显不同经历的人物。他是工人出身，通过同等学力考试取得中学与高中学历，在大学期间通过司法考试成为律师，之后担任城南市市长与京畿道知事，积累了地方行政经验。在韩国政治中，总统通常由军人、高级官僚、检察与法院系统的法律精英或者与主流政治势力关系密切的人物担任。然而，李在明当选具有将社会经济弱者的经历转化为政治资产的象征意义。2022年韩国总统选举，李在明以0.73%的微弱差距败给了检察总长出身的候选人尹锡悦。尹锡悦上台后，将李在明视为犯罪嫌疑人，并推行以检察机关为中心的统治与独断政治，加剧了与在野党及进步势力之间的政治冲突，最终将局势推向宣布紧急戒严的极端局面。

　　李在明政府不仅实现政权更替，而且担负恢复民主主义政府的任务。在韩国政治氛围下，正如朴槿惠被弹劾后成立的文在寅政府具有“烛光政府”的象征意义一样，李在明政府同样具有在克服紧急戒严事态之后成立的民主政府这一政治象征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在明强调“国民主权”，赢得了民众支持。特别是李在明被视为对抗政治迫害与生命威胁的政治人物，颇具象征性。2024年，李在明在釜山广域市加德岛遭袭击事件，是韩国政治处于极端对立态势的代表案例。这一事件不仅是针对个人的恐怖袭击，更显示韩国政治极化的严重程度。自“绑架金大中事件”以来，时隔数十年再次发生针对领导人的恐怖袭击事件，也反映了韩国政治面临的危机。该事件强化了李在明在“恢复民主”以及“民主势力胜利”方面的象征意义。回顾韩国当代史，民主势力往往是在国家处于危机之时取得政权。金大中政府诞生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造成重创的时期，文在寅政府则是在朴槿惠弹劾之后主政，李在明政府则在紧急戒严与民主危机背景下登场。

02

　　李在明政府外交转型的动因

　　中美战略博弈是影响21世纪国际秩序的重要变量。韩国在安全上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但在经济上又高度依赖中国。外交政策转型绝非孤立的政治现象，而是国际体系压力、国内政治重组与决策者认知重构的结果。李在明政府外交政策转型动因可从内因和外因两个层面加以阐释。

（一）外交政策转型内因

　　韩国外交长期以来与国内政治密切相连。冷战时期，韩美同盟是韩国外交重心。民主化运动之后，对朝政策以及如何处理对美、对华关系，成为韩国外交重要议题。特别是进步派、保守派政府在外交安全政策上差异明显，导致韩国政府更替往往伴随外交路线出现重大调整。

　　朴槿惠政府外交政策可以用均衡外交与“信赖外交”来概括。韩国在中美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战略平衡，开展相对灵活的均衡外交。朴槿惠政府在维持韩美同盟的同时，也强化了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参与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出席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此外，在对朝关系方面，朴槿惠政府也提出了“信赖外交”，希望通过阶段性建立互信来改善南北关系，然而韩朝关系未能取得明显改善。特别是“萨德”问题引起中国强烈反制，成为朴槿惠政府外交失败的转折点。朴槿惠政府均衡外交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暴露了结构性局限。韩国舆论认为，维持平衡战略的时代已经结束，应重点关注经济与安全直接联动的新国际政治现实。

　　文在寅政府外交政策可以概括为“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与“战略模糊”。文在寅政府将解决朝核问题设定为优先外交课题，并在促成韩朝首脑会谈与朝美首脑会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韩国试图主导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文在寅政府着力避免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队”，维持“战略模糊”，在安全上与美国合作的同时，在经济上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与此同时，通过“新南方政策”强化与东盟以及印度的合作，采取外交多元化战略。然而，文在寅政府外交也暴露了多种局限。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随着朝美谈判破裂，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事实上陷入停滞，韩国外交也因此受到“过度集中于朝核问题”的批评。此外，有舆论评价，文在寅政府在应对全球层面的经济安全与供应链重组问题方面着力不足。文在寅政府时期恰逢新冠疫情与中美战略博弈全面展开。尽管文在寅政府较好克服了疫情危机，但在外交层面，由于外交重心集中于推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被视为在构建经济安全与尖端技术竞争领域的中长期战略上着力相对不足。

　　尹锡悦政府提出了以“价值观外交”与强化韩美同盟为核心的外交路线，积极推进以美国为中心的外交。特别是尹锡悦政府将韩美同盟设定为最优先外交轴心，并强化韩美日三边安全合作，同时积极推进与日本关系正常化。尹锡悦政府对朝强硬，并利用半岛问题谋求牵制中国的政策，也遭到“过于阵营化”的批评，外交灵活性被削弱;大搞意识形态和价值联盟的外交方式越来越难以满足国家利益的现实需求。特别是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背景下，韩国企业更加关注稳定的市场环境与产业合作空间。在经济层面，高物价、出口放缓以及经济不稳定加剧，韩国舆论对政府外交政策更加质疑。尹锡悦政府强调韩美日安全合作与“价值观外交”，但在韩国民众看来，这种外交没有切实关注稳定民生经济。特别是，由于对华关系恶化导致出口减少、中国游客减少等情况，也进一步加剧了韩国经济界的忧虑和质疑。同时，尹锡悦政府对媒体以及在野党的强硬打压，引发国内关于民主主义倒退的舆论，并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2025年6月4日，李在明政府成立。通常情况下，韩国政府更替时会设立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通过与前政府的正常交接程序，确立新政府政策后再正式启动。然而，李在明政府却不得不在赢得选举后，在未经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交接程序的情况下开启工作。更重要的是，李在明政府面临着不同于以往政府的结构性困境。朴槿惠政府的均衡外交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暴露出结构性局限;文在寅政府的“战略模糊”被评价为过度集中于朝核问题;尹锡悦政府的“价值观外交”因“一边倒”向美国而受到批评，并暴露出外交灵活性受限的问题。李在明政府需要提出符合支持者要求的新外交政策，特别是回应韩国社会关注的外交为国民经济与民生带来实际贡献的问题。

　　新冠疫情以及尹锡悦政府“价值观外交”导致供应链不稳定、原材料价格上涨、能源危机以及出口减少，直接影响国民生活，所以外交的经济功能更加凸显。与此同时，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韩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的短板进一步凸显外交政策转变的必要性。作为贸易依赖度高的国家，韩国不得不高度重视全球市场与供应链变化。在国家核心产业深度嵌入国际供应链的结构下，外交政策失败极有可能直接演变为经济危机。在这种背景下，韩国国内开始要求更能带来实际成果的“实用外交”，反对外交目的一味指向阵营对抗或“价值观同盟”，而应转向助力稳定国民经济与强化国家竞争力。国内舆论希望政府开展更加主动与自主的中等强国外交。由此可见，李在明政府外交政策转型不仅是政权更替的结果，而且是对国内呼声的回应。

（二）外交政策转型外因

　　当前，“全球南方”日益成为世界经济与政治新重心。韩国若仍局限于同盟内选择，将难以保障国家利益。韩国外交政策方向和愿景进一步指向更具战略自主性的“全球性中等强国外交”，以多元平衡、议题联合与发展合作为三大支柱，并在多元格局中发挥桥梁作用。

　　第一，中美战略博弈结构化。当前，国际政治最重要特征之一是中美战略博弈已经从阶段性演变为长期性、结构性。国际体系面临结构性压力是李在明政府外交政策转型宏观层面的动因。

　　尹锡悦执政时期，东北亚安全格局呈现显著阵营化特征。美国通过《华盛顿宣言》将韩国深度捆绑在其核保护伞下，并以“延伸威慑”为名增加在韩战略资产部署。这种捆绑本质上是“温水煮青蛙”式的，在增强韩国短期安全感的同时，将永久性削弱韩国的战略自主权。美国已将对华竞争从贸易领域扩大到技术、供应链、军事安全等多方面，并趋于一种“新冷战”结构。美国遏华战略使得半导体、人工智能、电池、量子技术、宇宙产业以及稀土等尖端技术领域成为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核心领域。与冷战时期以军事安全为中心的竞争不同，美对华竞争已扩展为技术博弈，这是重要特征。美国谋求通过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以及建立尖端技术同盟阻碍中国技术发展。应对美国遏制，中国在国家战略层面推进构建自主科技创新体系。这种情况下，韩国作为技术型国家陷入了非常困难的战略处境。

　　李在明政府认识到，尹锡悦政府试图通过“选边站”来换取安全与繁荣的做法已走到尽头。一是对华经贸关系断裂的风险。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尹锡悦任内对华出口大幅波动，不仅未能实现供应链“去风险”，反而因政治对立丧失了大量市场。二是在朝鲜问题上被边缘化。尹锡悦强化韩美日军事合作，导致韩朝关系陷入僵局，朝鲜立场更加强硬，半岛缺乏对话机制，韩国丧失朝核问题主导权。三是陷入“安全靠美国，经济遭重创，自主性丧失”的结构性困境，使李在明政府必须重新拉开与美国的距离，为韩国松绑。

　　第二，经济安全议题凸显。近年来，国际政治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经济与安全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美以伊冲突等都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随着半导体、能源、粮食与稀土供应链问题被视为国际政治核心议题，经济安全甚至被视为国际关系的中心。韩国在半导体与电池等产业领域拥有国际竞争力，在相关供应链重组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同时，这些产业也成为国际政治施以压力的对象。

　　因此，李在明政府将经济外交与供应链外交确定为外交政策的核心战略。这也显示国内政治进程尤其是经济民生议题是韩国外交政策转向的直接推手。针对尹锡悦政府时期的高通胀、高房价和高失业率，李在明政府承诺恢复民生，而韩国的外向型经济体性质决定了民生恢复离不开外部环境。一是对华经济依赖度再确认。全球供应链重组是当前国际经济体系变化的重要表现。面对韩国半导体、电动汽车、锂电池等行业因地缘政治遭受巨大损失，李在明批评“脱钩断链”政策。将外交重心重新锚定在务实逻辑上，即外交应为扩大出口、稳定供应链服务，而非为了抽象的“价值观同盟”。二是打破“新冷战”叙事。韩国民众对“新冷战”的疲惫感在尹锡悦执政后期达到峰值，李在明通过外交破局重塑社会信心。

　　第三，“全球南方”崛起与多极体系。近年来，国际社会呈现“全球南方”崛起的态势。在“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体系加速多极化的背景下，韩国外交正站在需要重新定位的十字路口。

　　长期以来，韩国外交核心是韩美同盟以及对朝威慑。“全球南方”崛起对韩国有三方面深刻影响。一是“全球南方”成为韩国不可或缺的经济新疆域。东盟、拉美、非洲等地区正形成庞大消费市场以及年轻劳动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地。韩国半导体、汽车、电池等产业所需锂、镍、稀土等资源高度依赖这些区域。二是“全球南方”国家已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集体行动者，这些国家重视追求战略自主性。三是多极化是多力量共存且议题交织的复杂网络。当前国际秩序正在从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向多极体系转变，“全球南方”国家影响力不断提升。

　　在韩国看来，任何中等强国若想发挥国际影响力，都不能简单“选边”，必须跨阵营合作。李在明政府提出的“外交安全强国”愿景也显示将更多外交注意力投向“全球南方”。具体而言，韩国谋求落实“自由、和平、繁荣的印太战略”，不仅加强与东盟的既有对话，而且系统性构筑与太平洋岛国、环印度洋地区、“非洲之角”等以往常被忽视区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首届韩国-非洲峰会已释放信号，韩国正在通过大规模、有针对性的发展援助与投资，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协作。这种变化也为韩国外交提供了机遇，特别是加强与东南亚、中东、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等地区“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颇具前景。

　　第四，地缘政治风险与国际秩序变化。俄乌冲突、美以伊冲突、朝核问题等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秩序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在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对于既有国际组织与多边主义体系态度疏离，强化了单边主义倾向，削弱了国际秩序的可预测性。在此态势下，韩国需要采取更加主动的外交战略加以应对。

　　当前，摆在韩国面前的外交课题是超越单纯依赖同盟的外交困境，同时构建更加切合国际局势且灵活的外交战略。特别是近年来学界普遍认为国际政治已经进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根本动摇的阶段。当前呈现大国竞争、地区冲突、保护主义以及供应链集团化的态势。俄乌冲突与美以伊冲突不仅是地区冲突，而且向影响能源、粮食、金融体系以及全球供应链的世界危机发展。例如，美以伊冲突的扩大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直接影响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韩国经济。

03

　　李在明政府外交政策的特点

　　李在明政府外交政策特点可以归纳为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强化经济外交与供应链外交、对朝政策柔性转向与和平机制重构三个维度。这种转型并非文在寅时代的简单重复，而是面对固化的朝美僵局和深化的中美战略博弈，试图重构韩国“中等强国外交”主体性的尝试。

（一）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

　　以“国民主权政府”为理念的李在明政府，外交政策核心特点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这一外交路线的核心在于“利益优先，手段务实”。这一点与尹锡悦政府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价值观外交”具有本质差异。

　　李在明多次批评尹锡悦政府的“价值观外交”过于倒向美日，导致中韩关系冻结、对朝僵局固化，并使韩国在供应链和技术竞争中承受了不必要的代价。李在明政府认为，在国际秩序急剧变化背景下，过度依赖特定阵营的外交路线不符合韩国国家利益。因此，李在明强调外交政策的标准并非意识形态，而是国家利益与实际成果。

　　李在明政府“实用外交”与朴槿惠政府均衡外交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也有重要差别。朴槿惠时期均衡外交主要是在“安全依赖美国、经济依赖中国”的框架下寻求平衡;而李在明政府“实用外交”则是在经济安全议题凸显的背景下形成的新型外交战略。换言之，李在明政府的外交重点并非简单地在中美之间保持等距离，而是围绕供应链安全、产业竞争力、投资合作以及科技创新等制定外交政策。因此，这种外交既体现了中间路线的特点，也体现出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实用主义色彩。

　　在韩美同盟方面，李在明主张以同盟为基，韩美同盟是韩国外交与安全的支柱，继续推动“延伸威慑”，谋求以此保障半岛安全。但在具体议题上，李在明政府采取更具弹性的姿态，维持与美国在半导体、电池、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联盟，但拒绝将产业链“脱钩”工具化，尤其在芯片对华出口管制上，避免韩国企业受损。在区域战略上，李在明不再高调参与美日主导的对华施压，借参与“印太经济框架”着力于实际贸易投资便利，而回避阵营对抗。

　　李在明政府将对华关系重新定义为“相互尊重的战略合作伙伴”。这种均衡并非等距离外交，而是一种国际层面的“实用型中间外交”与均衡外交。对华关系成为李在明政府外交政策向“实用外交”转向的关键一环。李在明政府认为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关键原材料来源地和处理朝核问题的重要攸关方，其外交政策是在考虑供应链、投资、技术与产业竞争力基础上的经济中心外交。李在明政府着力在“萨德”问题遗留和供应链紧张条件下对华重建互信，一方面坚持“三不”承诺(不追加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不搞韩美日军事同盟)，降低对抗风险;另一方面推动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拓展两国气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合作新领域，在台海、南海等敏感议题上重申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区域稳定和中韩经贸大局。这种“经济上靠近，安全上清晰”的做法，正是“实用外交”的特点。

　　李在明政府对日政策同样体现实用主义特点，一方面支持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常态化运作，加强韩美日对朝导弹预警共享;另一方面将强征劳工赔偿方案与日本解除对韩关键材料出口管制挂钩，推动韩日供应链领域战略协作。针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等高度敏感议题，李在明政府一方面要求日本接受更严格的国际监测;另一方面避免其升级为全面外交对抗，防止两国经贸交流再度中断。

（二）强化经济外交与供应链外交

　　2020年以来，韩国社会对外交政策的期待发生变化，经济、民生、产业竞争力以及供应链稳定性成为更加重要的标准。这与全球经济环境变化直接相关，特别是新冠疫情后，供应链不稳定、物价上涨以及能源危机加剧，韩国社会更加重视外交政策对经济与民生的影响。换言之，外交不再是宏观的国家战略问题，而是被视为与民生直接相关的现实问题。此外，韩国经济结构性特征也进一步促进了外交政策转向。

　　李在明政府高度重视外交与经济之间的直接联系。李在明多次强调，外交最终应服务于国民生活和经济发展，其主要被概括为“解决老百姓生计问题的外交”。在这一理念下，韩国政府将首脑外交与投资吸引、供应链稳定以及高科技产业合作紧密结合。在经济安全维度，李在明政府推行多元化的科技产业外交。在人工智能和第四次产业革命背景下，科技实力已经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在明政府将科技外交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一方面深化与欧美在尖端制造和标准制定上的协作;另一方面加强与中国在稀土、原材料及中间品方面的贸易稳定，打造“韩国+1”而并非“脱钩”的产业链布局。同时，韩国主动开拓东盟、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谋求通过核电出口、防务合作、基建投资换取能源和粮食安全。

　　韩国属于出口依赖型经济结构，核心产业与全球供应链紧密相连，所以国际局势变化必然影响韩国经济。在这种背景下，韩国需要更加现实与实用的外交政策，这也对李在明政府外交路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李在明政府倾向于将外交与经济直接联系起来，这一点从其“以民生问题为中心的外交”的表述中可见一斑。在半导体、电池、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量子科技以及航天产业等未来战略产业领域，韩国希望通过外交扩大国际合作空间。同时，政府进一步强化经济安全协调机制，以提高韩国应对国际经济风险和供应链冲击的能力。此外，韩国驻外使领馆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过去，韩国驻外机构主要承担传统外交任务，但现在其职能逐渐扩展至支持企业海外投资、开拓市场以及促进出口等领域。李在明政府正在围绕半导体、电池、人工智能、生物科技以及航天产业等成长型未来产业构建外交战略，并为此强化经济安全协调功能。因此，韩国驻外机构的职能正超越传统外交功能，进一步加强服务于出口与投资领域。今后，韩国外交战略将更为重视双边谈判。

（三）对朝政策柔性转向与和平机制重构

　　李在明政府认为朝核问题是韩国外交面临的重要安全挑战之一，主张通过韩美合作缓和半岛紧张局势，为重启朝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尹锡悦任内，朝鲜半岛南北对立达到峰值，朝方已将韩国定义为“头号敌对国”。李在明对朝政策核心是“止损”与重返对话，这与文在寅的理想主义有所不同，而是带有更明显的实用主义特点。

　　李在明政府对朝政策基础在于对现状的重新定义，不再把朝鲜主要视为必须实现无核化的对象，而更倾向于将其看作需要共同管理半岛风险、寻求制度性共存的实体。李在明政府对朝政策优先目标排序正在发生重大调整。首先，全力防止军事冲突，恢复军事热线与危机管控机制，重建根据《九一九军事协议》设立的缓冲区与互信措施。其次，追求无核化谈判与关系正常化并行，但不将彻底无核化作为一切交流的前置条件。最后，探讨建立长期和平机制。执行该政策的操作抓手是系统的经济合作构想。李在明可能重启并升级“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概念，提出能源、矿产、基础设施、旅游领域的对朝合作，修复并连接朝韩铁路公路以融入欧亚大陆物流网，通过对朝提供粮食、化肥及能源援助来换取离散家属团聚和部分军事互信，其内在逻辑是通过让朝鲜对韩国产生结构性经济依赖，逐步创造解除制裁与弃核谈判的内生动力。

　　在朝核问题上，李在明政府立场出现灵活调整，在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最终原则的基础上，战略上转为分阶段、同步走、有补偿的“核冻结-削减”路线图。初期目标是达成核冻结协议，即朝鲜停止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和核试验、允许国际核查、封存宁边核设施，以此换取阶段性制裁豁免和启动经济合作。李在明很可能搁置短期要求朝鲜“完全、可核查、不可逆地弃核”的目标，认为这既不现实，也会关闭对话渠道。为给对朝接触创造外交空间，李在明调整在中美间的站位。他在强化韩美同盟威慑以防万一的前提下，重视中国和俄罗斯在和谈中的作用，推动恢复六方会谈或建立新的多边对话平台。同时，借外交安全强国愿景，李在明向国际社会强调，朝鲜问题不仅关乎核武器，更是停战体制遗存，需要通过综合性方案解决，并体现主动扮演美朝、中美、朝日关系的协调者。

　　李在明政府的对朝政策本质是一场以经济利益换安全空间、以横向接触破纵向压制的战略博弈。该政策的推行有赖于在韩国内外形成三重共识：与美国就阶段性解决方案达成战略谅解;使朝鲜倾向于合作;说服韩国民众。在多极化格局加速变动的形势下，李在明的上述对朝政策富有争议，但也是重要的政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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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在明政府的外交政策前景及制约因素

　　在“通过‘面向世界的实用外交’实现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外交安全”这一主题下，2025年9月16日，韩国外交部提出五项国政课题。第一，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增进与周边四国关系，即将韩美同盟发展为面向未来的全面战略同盟，构建坚固而成熟的韩日关系，将韩中关系发展为名副其实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时推进韩俄关系稳定与发展。第二，通过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和参与，推动外交多元化，实施综合且有效的政府开发援助(ODA)，扩大国民参与公共外交，强化驻外使馆作为“韩国倡议”海外进出的“桥头堡”作用，推进外交基础设施创新与外交人才专业化，加强驻外使馆的统合与协调功能。第三，加强保障经济安全与应对通商危机的经济外交能力，强化经济安全协调与统合功能，并通过担任多边经济协商机制主席国，引领全球经济外交。为支援本国企业出口与承揽项目，韩国外交部提出将驻外使馆打造为前沿基地，同时强化以新兴及尖端技术领域为中心的科技外交。第四，推动解决朝核问题与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实质性进展。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创造朝核问题对话条件，以阶段性、实用性方式推进无核化进展，同步推动无核化与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建设。第五，构建周密的海外国民保护网络，顺应“海外出境人数3000万时代”，提升国民便利，强化定制型侨胞支援方案。

　　李在明政府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不得不在复杂结构性因素制约下推进。在中美战略博弈结构下，韩国的战略自主性存在明显局限，国内政治两极化问题依然严重，削弱了外交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韩国政权更替，往往造成外交路线发生较大变化，这可能导致国际社会降低对韩国政策的信赖。如果外交政策不能超越特定政权的政治利益，也无法在国家层面的共识与中长期战略基础上运行。朝核问题仍是难以解决的结构性课题。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建设并非短期内能够解决，需要通过长远考虑加以推进。尽管如此，李在明政府外交政策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其超越以意识形态为中心或单纯依赖同盟的外交范式，正在尝试一种新型“实用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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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李在明政府在韩国现代政治重大转折时期上台，其外交政策不仅仅是一次政权更替带来的政策变化，更被评价为在韩国社会与国际秩序同时经历结构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外交战略。特别是李在明政府执政被视为蕴含鲜明的“恢复民主主义”的政治意涵。如果说朴槿惠被弹劾后执政的文在寅政府是“烛光革命”的产物，那么李在明政府则具有在尹锡悦政府紧急戒严事件后“恢复国民主权政府”的象征性。

　　李在明政府外交政策核心特点可以概括为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这意味着，李在明政府外交政策不会过度依赖特定阵营，而是围绕韩国经济与战略利益展开。当前，国际秩序与经济安全呈现融合态势。石油、半导体、电池、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稀土以及供应链等问题直接与国家安全相连，使得外交政策向更加复杂的方向转变。特别是李在明政府将经济外交与供应链外交视为核心战略。这不仅仅是通商外交，也是考虑尖端产业竞争力与国家安全的综合战略。韩国认为自身在半导体、电池、造船、汽车、防务产业以及文化产业等领域具备国际竞争力，而这些与外交影响力直接相关。因此，李在明政府通过结合首脑外交与经济外交，推进吸引投资、稳定供应链以及扩大尖端技术合作。在李在明政府看来，韩国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和产业升级，所以韩国外交不应停留在“生存外交”层面，而应积极参与塑造国际秩序，特别是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供应链稳定、国际公共卫生以及国际发展合作等全球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

　　李在明政府外交政策能否取得成功，将取决于几个关键条件。第一，能否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第二，能否提升国家统筹经济安全、产业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综合能力;第三，能否更加明确韩国作为中等强国的外交战略定位;第四，能否将经济增长转化为重要的外交资源。

　　总而言之，李在明政府的外交转向不仅是对特定国家关系进行调整的外交实践，更是韩国重新定位国家身份与战略地位的过程，是谋求适应多极化时代的新型外交战略。未来，李在明政府将如何在中美战略博弈持续深化和国际秩序重组的大背景下扩大战略自主性，并进一步提升国家竞争力，将成为决定韩国外交发展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