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田正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刘云在《日本学刊》2026年第5期发表《日本产业结构性权力的建构及其影响》(全文约2.7万字)。

　　田正等认为，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织的背景下，日本积极谋求产业结构性权力，强化他国对日本的非对称依赖性，以此放大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对外影响力。基于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可将日本建构产业结构性权力的实践归纳为四个路径，即推动军工产业发展、强化关键产品生产、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促进产业技术研发。当前，日本在关键产品生产、对外直接投资等领域积累起一定的产业结构性权力，但其将产业议题“泛安全化”的操作也产生了显著反噬效应：军工产业扩张冲击了地区安全秩序;出口管制削弱了本国关键产品的不可替代地位;投资收益大量滞留海外，削弱了对本土产业的反哺效能;严苛的技术管控进一步压缩了国际技术合作空间，并抑制了外来对日直接投资。

（一）产业结构性权力的概念界定

　　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本文以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理论为核心依据，将日本谋求的“产业结构性权力”定义为：日本依托本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不可或缺性”，建构并维持他国对日本的非对称依赖性，进而在国际政治经济互动中获得影响他国行为选择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沿用苏珊·斯特兰奇分析结构性权力所涉及的四种结构，从安全、生产、金融、知识等四个维度出发，探讨日本产业结构性权力的构成，厘清日本借助产业结构性权力获取全球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来源与手段。

　　其一，在安全结构层面，日本产业结构性权力主要体现为推动军工产业的发展，以防卫装备生产与出口能力的增强为基础，通过改变既有地区安全供给格局发挥作用。其二，在生产结构层面，日本着力强化关键产品供给能力，依托关键原材料、核心零部件的产能优势，掌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形成针对他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其三，在金融结构层面，由于日本并不具备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实力，其产业结构性权力主要依托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得以实现，以资本输出与海外投资存量的增加为权力基础，将资本嵌入东道国的关键产业部门，进而持续放大自身对他国的影响力。其四，在知识结构层面，落脚于产业技术研发能力建设，以产业技术优势及对技术扩散的管控作为权力基础，维持技术代差、阻滞他国产业技术追赶，进而形成对他国的影响力。

（二）日本建构产业结构性权力的手段

　　在推动军工产业发展方面，日本通过夯实军工产业技术基础、扩大军工产品生产规模，推动其在国际防卫装备市场上形成难以替代的产业竞争力，使他国在特定防卫装备领域对日本产生非对称依赖性。而这种建立在产业竞争力和非对称依赖性基础上的安全供给能力，又进一步转化为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日本借此强化自主防卫力量，提升自身的安全供给能力，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安全供给结构，从而获得影响他国的能力。高市政府延续了安倍政府的“积极和平主义”路线，进一步强调发展产业的重要性，试图将军工产业作为促进日本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支柱。

　　在强化关键产品生产能力方面，日本认为需要寻找并夯实本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产品赛道，培育和增强关键产品的供应能力，通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扩大自身对外战略的影响力。为此，日本政府不仅设定了半导体企业的销售额目标，而且针对先进逻辑半导体、功率半导体、半导体制造设备与半导体原材料等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高市上台后，更是将半导体产业纳入政府增长战略确定的17个战略领域，在沿用并确认“2030年其国产半导体销售额超15万亿日元”既有目标基础上，还新设了“2040年提升至40万亿日元”的远期发展目标。

　　在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方面，日本通过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为东道国提供资本和创造就业，还可以借海外并购强化对他国重要产业控制等，从而扩大其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一方面，进一步向美国倾斜，强化日美战略经济绑定。以美国为首的北美地区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布局中的重要性日趋凸显，日本对美投资规模大幅扩张。另一方面，加码东盟，借东南亚分散供应链风险。日本始终将东南亚作为分散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的重要地区，不仅实施了产业链重构政策，推动日本企业在东南亚地区实现产供链多元化，而且在战略层面对东南亚地区实施绑定，加大对其投资力度。

　　在促进产业技术研发方面，日本产业结构性权力在知识层面的表现集中于产业技术层面，即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关键技术领域确立他国难以替代的优势地位，加上强化对技术流失的管制，以阻断他国获取日本的产业技术，从而对他国产生国际政治影响力。日本政府在推动战略性产业技术研发过程中，表现出两个鲜明特点。一是聚焦人工智能科技领域的研发，特别强调要利用日本在制造业领域积累的丰富数据以及工业机器人技术优势，重点发展物理人工智能技术，走差异化竞争道路。二是大力布局军民两用技术研发，将防卫领域的技术研发从国家创新体系边缘推至核心位置。

（三）日本建构产业结构性权力的影响

　　一是危害地区安全与经贸合作稳定。日本发展军工产业、增强自主安全供给，是其从“专守防卫”向“能战之国”战略转向的重要标志，意在增强自身在地区安全格局中的影响力，推动产业结构性权力向安全领域外溢。但是，日本发展军工产业的措施彻底打破了区域原有的安全平衡，破坏了东亚国家间的政治互信，扰乱了亚洲地区稳定的生产分工与经贸合作秩序，加剧了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最终将反噬日本自身的产业链布局，削弱日本产业结构性权力的基础。

　　二是削弱关键产品的不可替代性。就效果而言，日本通过实施出口管制措施，在短期内确实彰显了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关键管控地位与结构性优势，但从中长期看，将关键产品优势作为地缘政治施压工具，会削弱其产业的不可替代性，最终造成产业结构性权力的下降。以2019年日本对韩国实施半导体原材料出口管制为例，在日本宣布对韩出口管制措施落地后，韩国迅速启动半导体与原材料的国产替代，以降低对日本的依赖。韩国不仅引进了美国杜邦公司在韩国国内建立光刻胶工厂，而且推动韩国公司扩大氟化氢与氟化聚酰亚胺等的生产等。这一系列举措有效瓦解了日本在半导体原材料领域的垄断优势，显著降低了韩国产业对日依存度。

　　三是海外投资收益难以反哺日本国内产业。伴随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日本的海外总资产持续扩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收益也显著增长。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以再投资收益形式滞留海外资金额达到112万亿日元，占当年度直接投资收益的43%，这意味着仅有约一半的收益以股息形式回流日本国内。从产业结构性权力获取的角度而言，海外直接投资收益以再投资形式滞留东道国，意味着日本企业持续扩大在东道国的生产规模，不断加深对东道国经济的资本嵌入以及对当地就业与产业的控制，总体上有利于增强日本对东道国的影响力。但也要看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收益回流不畅的另一面，即日本国内产业获得的资金反哺有限，不利于日本国内产业升级的资金支持和就业创造。

　　四是压缩产业技术国际合作空间。日本凭借其技术优势，积极防范产业技术流失，阻碍他国产业技术水平提升，以此维系并强化对他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力。至于其效果，日本防范技术流失的措施在短期内提高了他国获取日本核心技术的门槛，对维持其技术优势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从中长期看，这一做法将对日本产业结构性权力造成负面影响。产业技术水平的持续提升有赖于公平、开放的竞争环境，而日本从限制对外技术合作和强化对内直接投资审查两个方面收紧技术流动，客观上压缩了自身产业技术水平提升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