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莲，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天国，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新兴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来源：《世界知识》2026年7月16日，第14期。本文系中国社科院学科建设“登封战略”资助计划优势学科“中国周边研究”〈项目编号：DF2023YS48〉阶段性研究成果

　　韩国国家统计厅发布的4月就业动向数据显示，青年(15至29岁)就业人数减少19.4万人，已连续42个月处于减少状态。目前，韩国青年群体雇佣率为43.7%。由于企业更偏好不定期招聘、优先招录有工作经验者，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难度加大，求职备考周期随之拉长，甚至出现大量青年干脆放弃求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

　　2026年6月11日，韩国国家数据局发布《5月就业趋势》，显示15岁以上就业人数为2912万，同比减少四万人。图为首尔某大学就业中心招聘公告栏。

韩国青年找工作有多难

　　自2000年以来，解决青年失业问题一直是韩国历届政府的重要国政目标。2020年，青年问题在韩国国政课题中首次被提升到独立核心的地位，政策框架也从单一的就业导向，演变为涵盖住房、资产与社会参与的综合性干预。然而，韩国青年失业问题受劳动力市场供需深度错配、个体债务，以及宏观经济降速期家庭结构转型等多重因素影响，非一朝一夕能解决。

　　从就业数据来看，韩国青年群体正经历“就业寒冬”。今年2月，青年体感失业率(指包含潜在求职者等广义失业指标)出现大幅跃升，达到16.4%，达近三年最高值。青年从学校毕业后，寻找第一份工作所需的平均时间在2024年5月达到11.5个月，创下历史最长纪录。

　　比显性失业率更为隐蔽且日益庞大的“非经济活动人口”同样折射出深层社会问题。目前，既不就业也不主动求职的处于“休息”状态的青年人数持续增长。2025年3月，该群体突破了50万，达历史最高。自2023年起，因“休息”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青年人数正式超过了因育儿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青年人数。与此同时，被社会孤立与隐蔽的青年比例在短短两年内翻倍，与之相伴随的极端负面社会效应是，自杀成为韩国10至39岁人群的首要死因。

　　青年在就业层面的窘境直接传导至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根据韩国中央银行的数据，截至2025年底，韩国30至39岁人群的平均银行贷款余额历史上首次突破1亿韩元。在整体金融负债高风险家庭中，20至39岁的青年家庭比例从2020年3月的22.6%上升至2025年3月的34.9%。2017年3月至2025年3月，韩国青年群体金融负债率增长3.18倍，其中高昂的居住成本是主要推手。2025年针对首尔市2万名居民的问卷调查显示，30至39岁居民中有67.1%、20至29岁及以下居民中有67.9%将负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筹集全租或月租押金”。大量青年被迫掏空家底购房或举债炒股试图实现阶层跨越，进一步推高了青年群体的脆弱性。

劳动力市场的三重错位

　　韩国青年就业难，显然不能简单归咎于青年群体“眼高手低”。劳动力市场在学历、行业与职业层面的结构性错位才是根本原因。

　　在学历层面，韩国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高度推崇导致了学历的过度供给。《各行业企业劳动力调查》的数据显示，参与问卷调查的样本企业大学本科学历以上就业岗位数量约为15.6万个，为实际求职人数的74.2%。而高中及以下学历和专科学历的青年求职者数量则均低于相应就业岗位数量，尤其是专科学历青年的短缺，成为了制约特定行业发展的短板。

　　在行业层面，青年求职者显著集中于信息通信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及文体娱乐等服务业也存在求职者溢出现象。反观建筑业、设施管理、教育服务及卫生福利服务业，青年劳动力则严重不足。

　　在职业层面，韩国社会高度偏好管理、行政、金融和保险等白领岗位，实际求职者数量已达就业岗位的1.8倍以上。这一过剩规模几乎等同于当前市场最紧缺的卫生医疗、生活服务及建筑采掘三类职业的总缺员人数。究其根源，主要在于不同行业、企业间存在待遇鸿沟。此外，人口结构变化与新技术应用也影响了青年就业形势。近些年，高学历女性在专业和事务性岗位的参与度大幅提升，人工智能的普及对初级白领岗位造成替代冲击，加之55至64岁群体的就业率上升，使得优质岗位更加稀缺。

　　当正规劳动力市场无法提供足够的高质量工作岗位时，青年群体无法实现经济独立，便倾向于做“全职儿女”——与父母一起居住生活，通过承担家务劳动换取父母的经济支持。据韩国劳动经济学家全永洙估计，在20至49岁群体中，“全职儿女”可能达800万人。

反思与政策重构之路

　　青年就业问题错综复杂，韩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只靠传统就业扶持政策远远不够，因此着手构建一套综合性就业政策方案。

　　针对青年对就业市场缺乏足够认知的问题，韩国政府主动向青年普及宏观经济形势与技术变革带来的实际影响，引导其理性调整就业预期。与此同时，韩国政府也在着手从根源上改善中小企业和蓝领岗位的就业环境。针对主动选择下沉就业或跨行业流动的青年，为其提供资产培育扶持与薪资差额补贴，以此降低职业转换成本、消解青年择业抵触情绪，逐步缩小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岗位吸引力差距。

　　针对规模持续扩大的“休息”青年，韩国政府也将帮扶思路转向全生命周期综合支持。据问卷调查数据显示，60.6%的“休息”青年愿意积极参与集食宿保障、培训津贴发放、优质岗位对接于一体的整合型帮扶项目;其中44.1%的群体将发放培训津贴(生活补助)列为参与职业培训的首要前提，其期望的月均津贴标准约达79.2万韩元，这也直观反映出该群体在求职备考阶段承受着沉重的生计压力。为此，韩国政府将职业训练与食宿保障、生活津贴发放等民生兜底举措深度融合，构建全方位帮扶体系。此外，不断健全青年初入职场“软着陆”机制，政府和企业一道通过在岗培训、专属导师“传帮带”、提供常态化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等方式，帮助青年尽快适应职场生活。

　　综上，韩国青年就业困境是经济转型期劳动力供需错位、社会结构演变与个体心理状态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形成的复杂问题。化解这一难题并无立竿见影的捷径可走，唯有冷静研判宏观形势，从重塑中小企业发展生态、完善社会福利保障网络、推进相关制度优化等方面多管齐下、协同施策，才能改善青年就业处境，助力青年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