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廉德瑰，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陈友俊，上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环球时报》，2026年8月6日。

加紧对外军事勾连

　　廉德瑰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并声称将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加强合作。在此之前，高市政府已经打着“以经济安保为核心的国际合作”幌子，加大军事安保外交力度，其中包括广泛游说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推进强军扩武、重构联盟体系和鼓噪“三海联动”等。

　　事实上，日本早就按捺不住冲动，近年来不断以渐进方式提升自卫队实力，想方设法为“再军事化”扫除“障碍”。比如，2023年年底，日本决定利用美国许可生产“爱国者”导弹，为此需要取消武器出口“五类”限制。到了今年，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便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方针，取消“五类”限制，不但为生产导弹扫清技术与法律障碍，还为杀伤性武器出口开了绿灯。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近年来增加防卫费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动作越来越大。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日本防卫省再次使用对标他国的叙述方式，就被广泛认为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另外，早在2024年开始，日本就与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新式隐形战机。迄今为止，日本已经为此投入5041亿日元，2026年还要追加约1698亿日元，总额达到6739亿日元。

　　在此基础上，日本加快军事安保外交和勾连，试图重构同盟或“准同盟”体系。在美国越来越靠不住的背景下，日本声称要发挥“中等强国”作用，继续打造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日澳签署合作生产军舰的协议，今年高市专门访问澳大利亚，都是意在推动两国形成某种“准同盟”关系。到今年7月为止，高市上任以来已经访问了“四边机制”其他3个国家。其实，“四边机制”目前因美国推进意愿不强、美印关系紧张等原因声势渐弱，但日本试图强化与印度的军事安全合作，为此还向印度提供大规模投资。另外，日本分别与英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这实际上是在为战争做准备。

　　作为挑动对抗、捏合“小圈子”“小集团”的手段，日本再次试图鼓噪所谓“三海联动”。在东海，日本利用钓鱼岛问题炒作“中国威胁论”，最近在九州熊本县部署了12式地对舰导弹，旨在增强日本的“反击能力”。在台海，高市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一系列涉台错误言行给“台独”势力释放错误信号。在南海，日本决定向菲律宾出口自卫队退役军舰，强化菲律宾的军事力量。不久前，日本又与其他国家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试图为2016年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裁决”站台，并攻击中国在南海的依法维权行动。

　　日本军国主义在近代历史上犯下累累罪行。现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又在试图借尸还魂，故伎重演，借着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一边进行各种自我军事松绑、强军扩武，一边加大对外军事勾连、构建美国之外的所谓“准同盟”。对于高市政府不思悔改，妄图走军国主义老路，曾经饱受日本殖民侵略之苦的亚洲国家以及整个世界都应提高警惕。

“志同道合”？互为棋子

　　陈友骏

　　日本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后召开的特别国会于7月25日闭幕，针对首相高市早苗的批评随即在日本舆论场发酵。一些媒体发文，直指高市凭借自民党压倒性的席位优势，强推一系列基于自身右翼立场并且引发舆论分歧的政策，而将应对物价上涨等民生关切置于不顾。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并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计划在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以便为增加防务费用铺路，甚至伺机打破“无核三原则”……高市内阁种种操作的一个共性，被认为是具有“回归战前时代”逆流的浓厚色彩。

　　事实确实也是如此。高市早苗提出的口号是“使日本列岛更为强大、更为繁荣”，实际上与日本战前的“富国强兵”遥相呼应。上台近一年来，高市政府推动一系列强军扩武、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并架空日本“和平宪法”的动作，同时对外加强与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一些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军事勾连。

　　对于日本政府明显加大与美国以外一些国家的安保和军事合作，日本舆论早有关注，普遍认为日本右翼势力在自我军事松绑、试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同时，也在“担心”日本作为狭长列岛，一旦进入“战时状态”就难有回旋余地，于是试图通过与其他国家加强安保联系，为日本拓展“战时后方”和回旋空间。与此同时，这种合作也被认为便于日本右翼向海外扩散军事影响，甚至直接海外用兵。

　　为给拓展所谓“战略纵深”寻找借口，日本政府及其背后的右翼势力很早就开始了一系列渲染和“铺陈”，一方面，不断加大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的鼓噪，打着“防卫”的幌子在西南诸岛加大进攻性武器的部署，以构建“反击能力”或最近新提出的“新型防御方式”等为由头，不断突破“专守防卫”。

　　另一方面，日本右翼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挑动或制造地区矛盾。早在2023年，日本设立“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项目，这是战后日本首个可以直接对外输送军事装备的安全援助机制，标志着日本加速推进“外向型”防务战略。之后，日本“再军事化”动作进一步增多，对外军事安保勾连不断升级，从与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到向菲律宾出售更多军事装备，再到更大频次、更加深入地参与美国同盟体系下的各种联合军演、巡航等行动。

　　另外，对外军工产业合作，也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对内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对外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一个突破口。对内，日本右翼加紧鼓噪强化军工生产，毫不讳言要“跟上瞬息万变的现代战争形式”。日本政府不仅大力扶持传统防卫产业，还将目光投向与无人机、人工智能(AI)等相关的所谓“第二防卫产业”“新型防御方式”等。对外，通过与英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发新一代战机，推动日本企业更大程度地嵌入西方军工供应链，试图借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提供“合法性”。正是通过以上这些内外层面操作，日本右翼加速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狂奔。

　　那么，既然连日本国内舆论都清楚右翼势力竭力对外拓展军事安保合作，意在拓展日本“战略纵深”，说白了就是给对外发动战争寻找“垫背的”甚至“炮灰”，为何那些所谓“志同道合国家”依然做出某种程度的迎合姿态?

　　“美国因素”的影响显而易见。在新一轮全球战略调整中，美国逐渐将防御和总体战略重心转向美国本土和西半球，在亚太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和疏远盟友之势，导致一些地区盟友焦虑心态上升。当日本试图将相关国家作为潜在的“战时备胎”时，那些在军事安保层面为日本“背书”的国家，事实上也在盘算将日本作为“跳板”或“棋子”，一方面为其介入亚太事务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也是为间接性地博取华盛顿的“青睐”。就此而言，日本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构建的一些“准同盟”，事实上是一种各怀“鬼胎”、相互利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