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对全球战略定位与利益边界再界定，美国霸权护持逻辑从所谓以制度供给和利益互惠为基础的“仁慈盟主”，向以“成本-收益”计算和资源攫取为目的的掠夺式霸权转型。在此背景下，美国联盟管理模式亦出现重大调整，从偏向多边协商更多转向单边胁迫，联盟属性从偏向公共产品日趋转向俱乐部产品，联盟内部损益分配逻辑从“自主-安全交易”转向美国的单边利益汲取。上述转变突出体现在近年来美国对日本、韩国造船业开展的掠夺性合作。美国通过资本掠夺、技术攫取与产能重构等方式，将日韩造船业资源系统性嵌入其本土的海事工业与军事体系。这在短期内有助于纾解美国造船业面临的瓶颈，但从长期看，恐引发日韩内部产业空心化与政策反弹，加剧其联盟内部利益分配失衡与不对称依赖，压缩盟国的战略自主性空间，同时也给国际秩序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风险。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以2025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台为标志，美国全球战略认知出现显著变化，在国家利益界定和对外战略布局中呈现更为鲜明的实力优先、谋利至上政策取向。美国逐渐抛弃了二战结束后长期奉行偏重制度供给、利益互惠的所谓“仁慈盟主”式的霸权护持，转而构建以利益汲取、成本转嫁为底色的掠夺式霸权。在“仁慈盟主”叙事下，国家间的等级制关系被制度化的协商机制与共同的价值叙事所掩盖。所谓“仁慈”，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霸权国用以降低统治成本的柔性策略。掠夺式霸权不仅深刻影响着美国全球战略布局，更使其全球盟伴体系从偏向制度性协商的平台，逐步转变为美国单方面汲取利益的工具。

　　造船业作为兼具军民融合属性与战略安全属性的产业，是一国工业体系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更是大国维系制海权的关键基础。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造船业深陷产能萎缩、需求不振、供应链脆弱等结构性困境。为此，美国一方面通过财政补贴、扩大内需、供应链重塑等手段从内部发力;另一方面将视线转向海外，促使日本、韩国等造船领域具有比较优势的盟国在资本、技术、产能等方面向美国“输血”。在本土造船业衰落背景下，美国如何依托联盟优势掠夺日韩造船业利益，为理解掠夺式霸权逻辑下美国联盟管理模式转型提供了一个实例。

　　一、从“仁慈盟主”到掠夺式霸权：美国霸权护持逻辑的转型

　　二战结束后相当一段时期，美国基于绝对实力优势，长期以所谓“仁慈盟主”式的霸权护持方式维持国际秩序。“仁慈盟主”通过相对普惠式的制度供给与利益互惠，更多地将自身霸权诉求与盟友发展诉求和安全需求相绑定，在降低霸权护持成本的同时，提升霸权的合法性与可持续性。然而，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演进，加之美国国内面临社会撕裂、中产萎缩、产业流失等结构性问题，“仁慈盟主”式霸权护持模式的运行基础逐渐松动，掠夺式霸权模式凸显。从“仁慈盟主”到掠夺式霸权的转变是美国在不断变化的国内外背景下，对霸权护持成本与收益的校准和权衡。

（一）“仁慈盟主”：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霸权护持的逻辑

　　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自由制度主义、自由霸权主义、霸权稳定论、国际关系等级制等理论和学说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如何基于实力优势、国际规则和联盟体系实现对其国际霸权的护持。以伊肯伯里、斯尼达尔为代表的学者将之概括为“仁慈盟主”式的霸权护持逻辑。

　　在国际制度层面，“仁慈盟主”通过创设一系列或明或暗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准则，将国家间的博弈与国际制度相绑定。“盟主”由此将其与盟国之间潜在的对抗逻辑转化为治理逻辑，提升其霸权护持的合法性基础。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推动筹建联合国这一覆盖安全、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国际组织，其下的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国际法院等制度设计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提供了程序性协商平台。

　　在国际经济层面，美国推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将美元与黄金相挂钩，推动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赋予其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与经济短期纾困的功能，推动建立世界银行并赋予其战后重建与发展融资的职能。贸易治理层面，美国推动形成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为核心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借由关税减让谈判和争端解决机制提供市场与规则环境。美国以此打造经济、金融霸权。

　　在国际安全层面，美国在欧洲推动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在美洲建立美洲国家组织、在亚太则以美日、美韩、美菲、美澳等“轴幅型”双边联盟关系，侧重兑现安全承诺以巩固霸权地位。

　　在联盟管理层面，“仁慈盟主”倾向于以制度化协商降低不对称联盟内部权力结构带来的摩擦。在经典国际关系理论中，不对称联盟的运行逻辑通常被置于莫洛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中进行考察，即弱势盟国通过一定程度地让渡外交、安保等关键领域的自主性来换取强势盟国的安全保障，强势盟国则在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获得对弱势盟国的影响力与战略便利。在“仁慈盟主”范式下，强势盟国的影响力更多经由协商、规则程序与持续性履约来实现，弱势盟国虽然有自主性的让渡，但亦可在相对稳定的制度框架内获得安全收益，并通过制度渠道参与联盟内的议程设置，从而削弱其被支配感。

　　然而，“仁慈盟主”式霸权护持模式的存续是基于特定条件的。第一，“盟主”国内政治精英普遍承认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与维持国际主导地位之间存在正向关联。第二，“盟主”对其国内外面临的战略负担具有相对高的容忍度。第三，盟国对“盟主”遵守国际规则、兑现同盟承诺持有足够信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尽管国际社会质疑美国主导全球事务，但美国建制派精英在对外政策表述上仍坚持“仁慈盟主”叙事。奥巴马政府“美国领导世界”、拜登政府“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口号均是对这种战略叙事的再确认。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其对美国全球战略认知的变化，使上述前提条件开始出现动摇。

（二）特朗普2.0时期美国全球战略认知的变化

　　早在步入政坛之前，特朗普对美国全球战略定位的认知就与美国建制派政治精英存在显著差异。他认为美国不是“自由国际秩序”的维系者，而是成本承担者和“被搭便车”者。1987年9月2日，特朗普在《纽约时报》以整版公开信的形式批评美国长期为富裕盟友提供安全保障政策是一种“吃亏的安排”。特朗普反复强调，日本、沙特阿拉伯等富裕国家利用了美国的安全保障，美国却在承担巨额军费、贸易逆差和国内经济压力。公开信核心诉求之一是让这些富裕国家为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付费。这一时期，特朗普已经将美国对外承诺与国内产业流失、财政赤字扩大与中产阶级受损联系起来，认为美国在贸易、防务和全球治理中的长期投入实质上构成了对本国财富和国家能力的外部转移。上述思路后来成为“美国优先”战略的重要雏形。

　　第一次入主白宫后，特朗普进一步将上述思路系统化为一种关于美国衰落和国家再造的政治叙事，即“美国优先”。基于这一叙事，美国对外战略重点不再侧重通过制度供给来巩固霸权合法性，而是强调实力原则、大国竞争和利益回收。然而，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政策实施并未从根本上扭转美国的结构性困境。这使特朗普更加确信，美国的困境并非源于一时一地的政策失误，而是源于深层制度与长期战略的系统性问题。

　　在2025年重返白宫后，特朗普对美国国际主导地位的认知进一步与往届政府拉开距离。在特朗普及其团队看来，当前美国面临的衰退无法通过现有制度的自我纠偏得到扭转，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困境和长期错误的对外战略路线共同造成了当前美国的衰退。2025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过去若干届政府不断扩张美国国家利益的定义，结果是“什么都管”，但“什么都管不好”;今后，美国不再以永久主导全球为目标，无限期承担全球负担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甚至表示，世界仅有一个单极强权是反常现象，世界最终会回归多极化。

　　在“美国优先”叙事影响下，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精英开始达成某种政治共识，即长期以来“仁慈盟主”的定位已经成了美国的战略负担，美国对国际责任的过度承担导致美国国内中产阶级萎缩和工业基础削弱。至此，美国长期奉行的“仁慈盟主”式霸权护持逻辑的前提开始受到挑战。一方面，美国国内政治精英对“仁慈盟主”的身份开始出现越来越多质疑和讨论;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亦使其盟友对美国继续遵守国际规则、兑现同盟承诺的信心开始出现动摇。

（三）掠夺式霸权：美国霸权护持逻辑的转型

　　特朗普及其团队主张，“美国不再伟大”以及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描绘并不意味着放弃美国的国际主导地位，而是要对主导的方式和“成本-收益”结构进行系统性重估。在掠夺式霸权语境下，霸权国将不再以国际制度、联盟体系等供给来换取国际主导地位的合法性，转而以可计量、可回收的收益来权衡其对外责任的边界。

　　在国际制度层面，掠夺式霸权不再将国际制度视为长期战略承诺，而将其降格为可度量、可裁剪、可退出的政策工具，对国际制度参与与否、规则服从与否均以短期、可回收的收益为权衡标准。制度本身从秩序承诺的载体转变为利益博弈的场域。

　　特朗普第一任期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协议等多边制度体系。重返白宫后，特朗普于2026年1月进一步宣布大规模退出66个国际机构，其中31个为联合国附属机构，35个为非联合国系统的多边机制。特朗普政府通过大规模“退群”降低国际制度与国际规则的约束，将国际制度从美国的长期战略资产改造为战术性博弈的工具，为其在贸易、产业、安全等议题上的强硬要价预留更大的政策回旋空间。

　　此外，霸权国还会依托实力优势与长期累积的影响力和战略便利，通过强征关税、“长臂管辖”等手段收割优势资产，对外部资源进行更为直接的汲取，反哺国内政治经济目标。

　　在关税方面，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先后以芬太尼管控、边境安全、关键矿产控制等为由，向加拿大、墨西哥、中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加征普遍性或针对性关税，使美国实际关税税率升至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位。

　　在“长臂管辖”方面，特朗普在对内未经美国国会批准、对外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先后在2026年1月和2月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制造了自二战结束以来以国内法对他国发动军事打击的危险先例。

　　在贸易与高科技领域，美国频繁使用出口管制、次级制裁等工具，不仅打压中国等战略对手产业升级的步伐，更将盟友企业纳入管辖范围，企图迫使全球产业链按美国国家安全标准重新布局。

　　二、掠夺式霸权下美国联盟管理模式的调整

　　掠夺式霸权对以“自主-安全交易”为内核的“仁慈盟主”式的联盟管理范式做出了系统性修正。联盟关系的属性、联盟管理的手段和联盟内部损益分配结构均开始出现变化。

（一）属性异化：从公共产品转向俱乐部产品

　　掠夺式霸权对联盟管理模式的调整先体现为联盟属性的异化。在“仁慈盟主”叙事下，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长期被赋予了某种公共产品的属性，这一制度设计将安全保障塑造为一种非竞争性的公共供给;似乎任一盟国获得安全保障并不减损其他盟国可获得的保护，盟国亦不需要为美国的保护支付直接对价。

　　然而，正如伊肯伯里在阐释美国霸权时明确指出的，美国所建立的联盟体系并非帝国式的直接统治，而是以多边制度为载体的“自由霸权等级制”。美国出于降低统治成本所体现的柔性策略，以及相伴的制度化协商机制与共同价值叙事，随着掠夺式霸权叙事显现，“仁慈盟主”叙事所掩盖的国家等级关系明显浮出水面。美国全球联盟体系的性质逐渐由偏重公共产品转变为俱乐部产品。

　　所谓俱乐部产品，是指在俱乐部内部具有非竞争性、对非俱乐部成员具有排他性的产品类型。产品的受益范围仅限定于支付了会费成本的成员群体，而非向所有行为体开放。

　　特朗普第二任期提出的所谓“盟友分层”原则便是美国全球联盟体系俱乐部产品化的具象表现。美国在2026年版国防战略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所谓“盟友分层”原则，即美国将与在军费开支上优先达标、主动承担防务责任的盟国深化合作，对“搭便车”者则将削弱甚至暂停军事支持，从而在制度层面将盟友从共同体转型为区别对待的合同关系。2026年1月，特朗普宣布成立“和平委员会”，称这一机构将取代联合国，以更高的效率解决全球性冲突。根据章程，特朗普自任主席并拥有绝对否决权，包括任命或罢免成员的权力。有意获得永久会员资格的国家需要一次性缴纳高达10亿美元的“入会费”。“和平委员会”的付费入场模式引发了美国传统盟友的普遍警惕，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等明确拒绝加入，英国外交大臣更是直言该机制是引发更广泛问题的法律条约，法国外长则对特朗普过于宽泛的权力表示担忧。

　　“盟友分层”原则与“和平委员会”的创立充分暴露了掠夺式霸权的联盟管理逻辑，即：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不再侧重体现“基于共同价值”的制度化保障，而是明码标价的、以特朗普个人意志为裁决的俱乐部会员资格。

（二）手段调整：从多边制度约束转向单边胁迫式交易

　　掠夺式霸权下，联盟管理模式的调整还表现为联盟管理手段的变化。在“仁慈盟主”范式下，美国的联盟管理方式重在显现制度化协商，显示通过多边制度安排促进程序化和规范化，对联盟内的等级制关系构成缓冲。

　　然而，美国掠夺式霸权则对联盟管理方式进行系统性调整，一是决策过程更倾向单边胁迫，单方面划定政策议程与行动边界，盟友被置于接受或出局的二元选择框架;二是沟通方式更倾向强制性要价，以关税、制裁、缩减安全承诺等工具为杠杆，对盟友直接施压;三是纠纷解决更倾向实力裁决，不重视联盟内部的争端解决机制，而是以实力优势强行推动符合自身利益的结果。

　　这种联盟管理方式的转型在跨大西洋关系上的表现尤为明显。长期以来，美国多通过内部磋商、议程协调和规则折中等方式处理跨大西洋关系分歧。然而，特朗普上台后，上述联盟管理方式日趋演变为美国主导的压力型交易。譬如，在2025年6月北约海牙峰会召开前夕，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北约国家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提升至5%的硬性指标，迫使北约国家在接受要求以维持安全承诺或拒绝要求并承担被边缘化风险之间做出选择。北约秘书长吕特承认，如果没有特朗普的强硬立场，欧洲国家绝不会决定将军费开支提升至GDP的5%。类似地，2026年2月美以伊军事冲突爆发后，特朗普不仅要求北约国家在政治上支持美国对伊行动，还要求北约国家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加强对美军的后勤保障并分担相关军事成本。

　　对此，英国、波兰等北约盟国选择配合美国的立场，但法国、德国等北约国家则表现出更为审慎甚至抵触的态度，强调北约不应被工具化为服务于美国单边战略的工具。美以伊冲突不仅放大了北约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也进一步凸显了美国联盟管理方式从侧重制度性协商向胁迫式交易的深刻转型。

（三）损益分配变化：从“自主-安全”交易转向单方面利益汲取

　　掠夺式霸权下，联盟内部损益分配逻辑亦开始出现变化。在“仁慈盟主”范式下，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侧重莫洛的“自主-安全交易”式的损益分配逻辑。基于此，美国往往支付安全成本以换取盟国的部分自主性收益，将部分收益以市场准入、技术交换、产业转移等方式归还给盟国，形成某种利益共享的格局。

　　然而，在掠夺式霸权模式下，上述损益分配逻辑出现了重大变化，一方面，联盟内部利益流向被重构，美国不再倾向于将部分收益归还给盟国，而是将联盟体系进一步转化为美国单方面汲取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盟国不再单纯依靠让渡部分自主性支付同盟成本，在地缘安全上策应美国、在经济安全上配合美国、向美国国内产业“输血”等均成为当下盟国支付同盟成本的方式。

　　特朗普第二任期创设“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PIPIR)机制，这一过程为掠夺式霸权下联盟内部损益分配逻辑的重构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2025年5月31日，美国国防部部长赫格赛斯在香格里拉峰会上宣布启动PIPIR。该机制旨在加强盟伴间的防务工业协作、联合生产与供应链韧性建设，打造去“中国化”的亚太军工供应链网络。对此，菲律宾小马科斯政府展现出积极加入的姿态，并配合美方在苏比克湾等基地的相关可行性评估。然而，美国更倾向于筛选战略价值高的坚定盟友，明确提出了PIPIR的参与门槛，即成员国需在关键矿产供应、半导体产能及海上安全装备等领域对美做出实质性投资承诺。因此，菲律宾虽展现出加入PIPIR的强烈意愿，但因其未能满足投资门槛要求，在该机制首阶段合作中被明确排除在外。直至2025年底至2026年初，菲律宾政府陆续做出三项实质性对美承诺：开放三个军事基地供美军升级设施、承诺推动关键矿产国内加工立法以融入美方供应链、同意参与美菲日三方在吕宋经济走廊的基础设施协同投资，才得以于2026年2月获准以“观察员身份”有限参与PIPIR相关活动。

　　可见，在掠夺式霸权逻辑下，美国不再侧重以条约义务作为提供安全供给的依据，转而以盟国实际“输血”能力作为准入条件，使联盟从安全共同体转变为能力俱乐部。

　　概言之，在掠夺式霸权逻辑驱动下，美国的联盟管理模式已发生深刻蜕变。美国不再侧重通过提供安全保障等公共产品换取盟友的追随，而是倾向于利用其既有优势地位，将联盟体系转化为迟滞自身结构性衰落的工具。这一模式转变突出体现在一个具有高度战略象征意义的传统工业部门——造船业。

　　作为全球性霸权国，当前美国海军造舰面临严峻的成本失控与产能瓶颈，民用造船业版图亦大幅萎缩，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甚微。对此，美国在对内开展产业自救的基础上，着手向在造船业具有比较优势的盟国进行系统性掠夺。

　　三、美国造船业系统性衰落及应对举措

　　纵观国际关系史，制海权的获取与维系始终是大国博弈的要素之一。制海权不仅是大国介入全球事务、保障战略通道的物质前提，更是维持战略威慑、对冲地缘政治风险的核心资产。从17世纪“海上马车夫”荷兰的兴起，到19世纪英国凭借“皇家兵工厂”确立起的全球霸权，再到二战后美国通过自由轮铸就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无不体现制海权在大国博弈中的重要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海上威胁，美国罗斯福政府通过“紧急造舰计划”等方式急速扩充军用、民用造船规模，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从造船产业角度看，美国未曾占据全球造船业的重心。二战结束后，“和平红利”使美国造船业迅速由高强度的战时动员体制转入市场化运行轨道，产能出现明显回落。英国造船业则依托其成熟的民船工业体系与出口导向结构，在战后全球运力重建和“美元短缺”背景下获得了大量国际订单，在1946年至1956年间制造了全球近一半的船舶。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变更导致英国长期倚重的苏伊士型船舶需求锐减，对英国造船业造成巨大冲击。与此同时，日本造船业通过“造船计划”等国家政策扶持，凭借成本优势和精益生产方式迅速崛起，于1956年首次超越英国成为新的世界第一，并在此后近30年保持主导地位。同一时期，韩国造船业在政府强力支持下迅猛发展，通过20世纪80年代全球造船业低潮的逆周期投资，以及向高附加值船型的技术发展，韩国于2003年成为全球新的造船业霸主。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依托旺盛的国际贸易需求、完备的工业体系与成本优势等，造船规模持续壮大，于2010年超越韩国，成为造船业第一大国。

　　相较而言，在以《琼斯法案》为代表的保护主义政策影响下，美国造船业长期高度依赖军方订单，国际竞争力严重匮乏。冷战结束至今，尽管美国仍保持海上优势，但其战略霸权与“行动自由”开始面临新兴海洋国家和势力、地区热点频发、非传统安全凸显等多方面挑战。近年来，随着全球造船业竞争加剧与美国自身产业空心化持续深化，其造船工业陷入了产能萎缩、供应链脆弱、军民需求错位等系统性瓶颈。

（一）当前美国造船业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一是产能萎缩与成本控制的难题。在军用造船领域，冷战后美国海军舰队规模持续缩减，从1987年里根政府时期的568艘，锐减至2015年的271艘，仅为冷战时期峰值的一半。尽管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均支持扩充造船规模，先后提出355艘、381艘乃至2054年达390艘的目标，但实际进展滞后。在民用造船领域，2025年美国造船业的全球市场份额已萎缩至0.04%，商用船舶产量不足世界总量的1%，全球排名跌至第19位。在缺乏商业订单支撑的情况下，美国现存四家海军造船厂和七家具备大型水面舰艇建造能力的私营造船厂几乎完全依赖国防部的军事采购。这使美国建造同类舰船的成本比国际市场高出数倍。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25年1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4财年美国国防部批准建造的舰艇实际成本超支达34亿美元，2025财年超支更是飙升至104亿美元。

　　二是供应链脆弱与劳动力短缺的难题。在供应链方面，当前美国造船业许多关键部件来自单一供应商，供应链抗风险能力较弱。美国政府问责局(GAO)在2021年发布的关于“哥伦比亚级”潜艇的报告中指出，当前支撑美国海军造船业的供应商数量已经从20世纪70至80年代的1.7万家，锐减至如今约5000家，关键环节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显著上升。在劳动力方面，根据美国海军2026年最新估算，为满足未来十年的生产与维护需求，美国每年需新增约2.5万名造船熟练工，仅哥伦比亚级和弗吉尼亚级潜艇项目到21世纪30年代末就需要新增和保留约14万名工人。然而，现实情况是约25%的在岗熟练工将在未来五年内达到退休年龄，新老交替的巨大缺口在行业扩张背景下被持续放大。

　　三是军民需求错位与产能协同不足的矛盾。长期以来，美国造船业长期缺乏统一的国家海事战略，海事事务分散于交通运输部、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等多个联邦机构，船舶、船厂与船员能力不足也对国防海运保障构成潜在制约。据GAO发布的2020年报告显示，美国籍国际贸易船队中的油轮数量已由1990年的36艘下降至仅6艘，而满足国家防务需求则预计需要86艘，军用保障能力与民用运力之间存在明显缺口。美国海军虽然试图通过长期造舰计划向产业界释放需求信号，但年度采购波动较大，难以形成稳定预期。这种不确定性削弱了船企开展长期资本投入与产能扩张的意愿，导致军用需求未能有效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军民两端脱节的问题由此固化。

（二）美国重振造船业的举措

　　面对造船业长期衰落和严重落后的现实，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振造船业的举措。

　　一是以财政投入和制定产业政策重振造船工业基础。2014至2023财年，美国国防部支持造船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累计超过58亿美元，并计划在2024至2028财年再投入126亿美元。这既包括海军和国防部部长办公室的直接投资，也包括以“特定资本性支出”“建造准备激励”等形式发放的合同激励。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又试图通过“大而美”法案、创设“海事安全信托基金”等机制，谋求以持续性资金来源补贴本土造船业。在产业政策上，2018年以来美国已有38个州先后推出了800余项提升造船业供应链韧性的相关举措，以期重建产能与提升配套能力。

　　二是以扩大政府采购和长期造舰规划拓展市场需求。2017年至今，美国先后推出《提升海上力量保护国土法》以及“30年造舰计划”，不断上调军舰和商船采购规模，提出到2054年保有387艘舰艇。此外，2024年12月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推出的《美国船舶法案》还提出了“战略商船计划”，拟用十年时间把美国远洋船只扩大到250艘。

　　三是通过职业培训、供应链再本土化和技术研发等补齐产业短板。在劳动力层面，美国海事管理局实施小型船厂贷款项目，连续资助劳动力培训;美国海军与密歇根州合作推进“密歇根海事制造计划”，重点培养焊接和机械加工技术人员。在供应链层面，美国通过海军军事工业基础项目，在33个州发起751项倡议，资助240多个项目，推进大型锻件热处理、扩充关键部件来源以及提升质检能力。

　　同时，特朗普政府将视线转向海外，推动美国盟伴体系对美国本土造船业“输血”。在美国盟伴体系中，欧洲造船业面临供应链短板、配套体系残缺、交付周期拉长等问题，整体陷入自顾不暇、难以为继的结构性困境。相较而言，日本和韩国在20世纪下半叶曾先后在全球造船业处于首位，积累了完备的核心技术、成熟的人才体系与规模化的制造经验，其产业竞争力至今仍不可小觑，成为特朗普政府重点掠夺的对象。

　　四、美国与日韩造船业合作的掠夺性特征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造船业经历了由欧美主导向东亚集聚的结构性转型，至21世纪初发展为以中、日、韩为主导的“东亚中心”格局。克拉克森研究公司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新船舶订单约为5643万修正总吨(CGT)，其中中国船厂承接约3537万CGT、韩国约1160万CGT、日本约280万CGT，三国合计承接了近九成的新增订单份额。

　　尽管日韩同属全球造船业的“东亚中心”，但如今其比较优势亦出现明显分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的《2025年海运回顾：在动荡水域中保持航向》中指出，日本造船业在当今全球市场份额的占比已明显缩水，产能主要集中在散货船等单位附加值较低的船型，其优势在于质量控制、稳定交付与绿色低碳等方面。相较而言，韩国作为全球产能排名第二的造船业大国，其产能集中在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集装箱船、油轮等单位附加值较高的船型，优势在于高端船型制造、成本控制等方面。

　　在特朗普“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的战略叙事下，日本和韩国比较优势的分化使两国承担了不同的外溢功能，为美国实施差异化掠夺式合作创造了条件。

（一）美国在与日本造船业合作中的技术汲取及地缘利用

　　当前，美国对日本造船业的攫取集中在技术和地缘价值两个层面。这既源自日本造船业在体系化造船方法与核心工艺上仍具优势的现实，也符合美国巩固并强化在西太平洋地区前沿存在的战略需求。

　　1.技术汲取

　　从历史脉络看，美日造船业的技术关系经历了由二战后初期的单向输入，向日本崛起后的互动增强，再到冷战后深度互嵌的发展过程。二战结束后，日本造船业在占领政策下受到严格限制，但在美国主导的战后重建框架下逐步吸收了美式生产管理、质量控制和经营理念。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日本造船业实现快速复苏，并于1956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船建造国。60年代后，随着日本造船业全面崛起，美日之间的技术关系也开始由单向依附转向复杂的深度互嵌。

　　在民用领域，美国将以“丰田生产方式”为代表的日本船厂组织流程和模块化生产方式引进美国船舶建造体系。在军用领域，美日加快开展舰艇武装与系统层面的联合研发，如日本宙斯盾驱逐舰部署了美日联合研发的“标准-3”反导拦截弹。

　　然而，在掠夺式霸权逻辑下，虽然美日间技术互嵌使美国获得了一定的技术补给，却未能扭转本土造船业日趋空心化的颓势。特朗普上台后谋求通过高层次政府间协议，将日本技术存量转化为美国可汲取的战略资源。2025年10月，特朗普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签署了美日增强造船能力的备忘录，将这种技术汲取制度化、体系化。

　　第一，移植日本的精益造船模式。长期以来，日本在分段建造、模块化预总装、舾装前移等体系化的精益造船模式上处于国际先进行列。核心步骤是在船体合拢之前，在岸上工位便把管路、电缆、设备、涂装等工序完成，从而缩短坞期、减少返工、提升单次合格率。相较而言，美国海军造船体系在流程组织、设计成熟度和世界标准造船方法的吸收运用方面，长期存在短板，后期集成压力大、建造周期偏长等问题较为突出。备忘录明确提出，美日应通过最佳实践交流、对美海事工业基础投资以及探索可互操作的技术规格，提高建造兼容性。这意味着，美国正试图借助日本较为成熟的模块化、精益化的造船经验，为其分布式造船、“国家船坞”等产能扩张构想提供技术与制度接口。

　　第二，索取日本数字化与智能化造船技术。备忘录在“技术创新”条款中明确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列为优先方向，推进美日造船业数字化解决方案与先进制造领域的深度合作。这实质上是在要求日本向美国开放其在造船自动化、数字化仿真、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核心技术储备，帮助美国实现跨越式技术追赶。

　　第三，吸纳日本造船业的人力资本。备忘录将联合开展教育培训和劳动力发展列为重点领域。据日本国土交通省披露，美日造船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围绕建造能力扩张、人才培育与共同开发等议题推进协作。联合培训将以企业、院校、政府协同以及对接具体项目需求的方式落地，围绕数字化工程、机器人应用、质量检验与项目管理等方面开展。美国谋求促成将日本造船业积累数十年的工程技术人才体系，转化为其造船业的人力资源库。

　　2.地缘利用

　　美国对日本造船业的攫取，还突出表现为对日本地缘价值和维修保障能力的系统性利用。鉴于日本横须贺、佐世保、横滨等要冲处于西太平洋关键航道，且拥有完备的舰艇维修设施和专业技术力量，美国将日本造船业基础设施纳入美军西太平洋前沿部署保障体系范围。其中，美国海军舰船修理设施和日本区域维修中心长期承担美国第七舰队舰艇维修保障职能。

　　自拜登政府以来，美国海军频繁在日本开展维护、修理，包括“大修”(MRO)以及“换料大修”(ROH)等任务。2023年至今，美国依托横须贺港、横滨港完成了多艘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和尼米兹级航空母舰的维修任务，均实现按时交付。2025年4月，“华盛顿”号航空母舰的MRO提前两周实现了交付。值得关注的是，当月美国海军“刘易斯·普勒”号远征机动基地船的维修工作外包给日本三菱重工，这标志着美国已将日本商业船厂纳入军工维修体系，开辟了日本民用产能服务于美国海军战备的先河。

　　概言之，美国对日本造船业的攫取在技术层面表现为将日本数十年积累的体系化造船经验、数字化成果与工程人才系统性移植进美国本土;在地缘层面表现为将日本的维修设施、产能配置与技术力量深度嵌入美国海军西太平洋保障体系。这种精准汲取导致日本造船业不仅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逐渐减少，而且在技术与战略层面加速沦为美国造船业复兴的“垫脚石”和美军前沿部署的“棋子”。

（二）美国在与韩国造船业合作中的资本攫取及产能掠夺

　　与日本造船业在全球市场份额中被明显压缩的颓势不同，韩国造船业凭借规模化的总装能力与工程管理优势，在全球高附加值船舶建造市场仍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因此，相较于对日本造船业的精准汲取，美国对韩国则更偏向大刀阔斧地掠夺，谋求掌控韩国造船业的资本流向，将其规模化产能转化为可被美国随时征用的战略后备力量。

　　1.资本攫取

　　美国对韩国造船业的掠夺首先表现在对巨额资本的攫取。2025年11月13日，在美韩达成的“联合事实清单”中，韩方宣布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以换取美国维持对韩关税15%的基准线，其中1500亿美元作为对美国造船业的专项投资。这1500亿美元并非全部由政府现金交付，而是包含在担保、船舶金融等政策性工具以及韩国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当中。

　　在此基础上，美国还试图通过制度性安排进一步将韩国资本锁定在美国本土。当前，以《琼斯法案》为核心的海运与造船准入制度以及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为代表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共同构成了外资进入美国造船产业的制度门槛。2024年6月，韩国造船业巨头韩华海洋株式会社以及韩华系统宣布出资1亿美元收购美国费城造船厂。这笔交易于9月获得CFIUS批准，12月完成交割。可见，此次收购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对外投资，而是韩国资本在严格制度约束下对美国造船产业的嵌入式参与。

　　更为关键的是，韩国的巨额资本投入并未转化为对等的治理权或主导权，反而在关键技术和关键环节持续受限。2025年12月，韩华宣布增持澳大利亚奥斯塔尔有限公司美国分部的股份，从持股9.9%增至19.9%。奥斯塔尔有限公司美国分部是美国海军四大核心供应商之一，主要生产濒海战斗舰、海洋监视船和军用支援舰等。在韩企宣布增持股份后，美国以国家安全和数据治理为由，对韩方在数据访问权限、董事会席位及公司治理参与等方面设置了严格限制。可见，韩国资本在美国造船体系中更多承担的是弥补资金缺口与稳定供应链的功能性角色，在核心治理权、关键技术获取及战略决策层面则被排除在外。

　　2.产能掠夺

　　美国对韩国造船业的产能掠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挤压韩国的MRO产能。如前文所述，美军将“第七舰队”主战舰艇、高敏感系统的MRO和ROH任务大量委派给了日本。相比之下，韩国则主要被安排承担后勤补给等非战斗舰艇的维修工作。2024年7月，韩华海洋株式会社获得了美国海军颁发的主船舶维修协议认证，之后多次承担美军补给舰MRO和ROH任务。同月，现代重工业株式会社与美国海军供应系统司令部签署协议获得MRO资格后，也多次承担美军补给舰维修工作。美国将韩国船企锁定在后勤补给舰等低技术、低敏感的MRO任务上，意在压缩韩国船企向高端舰艇保障体系跃升的空间。

　　第二，锁定韩国造船业的产能方向与订单结构。2026年2月13日，特朗普政府发布《海事行动计划》，提出在美国造船产能尚未恢复之前，通过与盟国开展“桥接战略”，释放短期订单并引导盟国向特定产能倾斜。基于此，美国要求韩国船企将核心船台、人力和产能优先投向美国指定的后勤舰船维护保养以及低端商用船舶建造，挤压韩国在高端液化天然气船、特种工程船领域的研发与生产空间。长期来看，韩国头部船企的产能结构将被迫贴合美国海军的后勤需求，在全球造船产业链的中低端徘徊，产能自主权被严重剥夺。

　　第三，干预韩国造船业的投资布局。2025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推出了针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301调查”，重点通过港口服务费、运输限制及设备关税等手段打击中国在相关领域的竞争优势。以此为工具，美国向韩国强行施压，要求韩国配合其对中国造船业的遏制，并将共同应对中国造船业崛起作为推进美韩造船业合作的重要前提。此外，美国还干预韩国造船业国内投资方向，要求其优先适配美国海军的维保、舰艇配套等需求。据韩国产业通商部披露，2026财年，韩国政府预计拨款3200亿韩元持续支持氨涡轮机、人工智能自主航行等尖端造船技术的研发，但同时加快布局美国海军的MRO任务以及与美国造船业合作。这意味着韩国造船业资源正面临前沿技术研发与对美合作两条战线，不得不承担资源分流的风险。

　　五、掠夺性合作对美日韩合作的影响与挑战

（一）盟国产业空心化与民族主义情绪上浮

　　特朗普政府对日韩造船业的掠夺性合作首先可能引发后者产能外向化和资本离岸化。在产能方面，日韩造船体系会被迫将有限船台、熟练工与研发能力向对美合作项目倾斜。日本邮船公司首席执行官指出，如果美国持续将日韩视为其替代性造船产能来源，这在客观上会持续加剧两国在高附加值船型、绿色船型和本土造船项目与对美合作之间的资源竞争。在资本方面，韩国面临的风险更为直接。2025年，韩国GDP(1.87万亿美元)约为日本(4.4万亿美元)的42.5%，但承担了高达35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承诺和1000亿美元的能源采购承诺，对美资本外流规模接近其GDP的25%，远高于日本的12.5%。这在客观上抬高了韩国造船业升级与技术迭代的机会成本，产业政策调整和战略回旋空间恐将被进一步压缩。

　　在此背景下，美国的掠夺性合作已经在日本、韩国内引发不同程度的讨论和质疑，产业民族主义情绪持续扩散。日本国内主要疑虑美将对日造船合作作为关税胁迫下的交易筹码，并质疑合作成果更多沉淀为美国造船业复兴的制度性红利，而非日本本土产能的恢复。韩国国内对美韩造船业合作的争议则更加公开。部分舆论疑虑，即便韩国投入巨额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未必能换取美国同步放宽制度壁垒。譬如，在人力雇佣方面，美国海军现行政策严格限定仅美国公民可在造船厂任职;非美国籍员工则须另行申请工作许可。然而，美国政府在外籍员工签证审批过程中却频繁设置障碍。韩方一度要求美方为高水平技术人才开放1.5万个E-3签证，但一直未获得结果。此外，也有舆论质疑韩国向美大规模直接投资，虽然短期看外汇市场可以承受，但若持续进行高风险投资，恐引发市场不安情绪。加之，由于资金需要依靠海外举债和境外融资，长期看会加剧韩币升值压力，放大汇率波动风险。

（二）利益分配失衡引发的同盟离心态势

　　美国对日韩的掠夺性合作除了可能导致后者本土产业空心化，还会因合作机制内部利益分配失衡加剧同盟离心倾向。当前，美国高度依赖日韩造船产能弥补自身造船工业短板，但在制度层面却拒绝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回报机制。在美国国会颁布的《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删除了此前众议院提交的关于“制定与印太盟友加强防务工业合作”的条款，仅保留信息通报性质的简报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在积极推动造船业“友岸外包”、吸纳日韩工业产能的同时，在立法层面避免给予盟友稳定订单和规则待遇的长期承诺，保留了随时调整合作条件的政策空间。日韩虽然在实际合作中承担了产能、资本与技术外溢的成本，却难以通过制度化安排实现利益共享。这种制度性不对称不仅削弱了盟友对美国政策稳定性的预期，也在根本上动摇了同盟关系的利益基础。

　　利益分配失衡叠加放大了美国与盟友之间在外交战略与产业发展路径上的结构性分歧。从外交层面看，美国将造船业合作嵌入其“印太战略”与对华竞争框架之中，强调其服务于海上威慑与军事部署的能力，而以韩国为代表的盟国则更倾向于将之视为产业升级与区域合作的手段。双方在战略目标上存在明显错位。从产业层面看，美国希望通过合作提升本土造船能力并抢夺供应链主导权，而盟友则试图借此扩大自身市场并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换言之，当前同盟内部既缺乏制度化的收益分配机制，又存在战略目标的严重分歧。随着合作深入，上述矛盾恐将日益外化，致使同盟关系持续弱化。

（三）不对称依赖的加剧与战略自主空间的压缩

　　美国对日韩造船业的掠夺性合作并未改变联盟内部不对称结构，反而在沉没成本的作用下加剧了日韩对美国的不对称依赖，陷于“投入越多、越难退出”的境地。这种依赖首先体现在资本和产能的持续嵌入。随着日韩对美投资、船企并购和本土化建造的推进，日韩船企不仅在资产层面与美国市场高度绑定，在生产计划和产能配置方面也会围绕美国需求展开，使之退出合作的沉没成本显著上升。在制度与规则层面，日韩由于在合作中缺乏与美国对等的规则制定能力，所以难以获得长期订单保障与制度回馈，继而需要通过进一步让利来维持既有合作地位。在产业技术层面，美国掌握当前与日韩造船业合作中对关键技术标准、项目流程与供应链节点的控制力与话语权。在人才培养、工程经验和管理体系层面，美国削弱盟友在高端造船领域的自主能力，使盟友不得不加深对美国主导产业体系的嵌入。

　　进一步说，当前美国正将造船业合作嵌入其对华竞争框架，迫使盟友在对美依附与对华合作之间做出选择，进一步挤压日韩本就有限的战略自主空间。譬如，2025年10月，美国对中国造船业启动“301调查”并实施制裁措施后，中方采取合理、必要举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对深度参与美国造船业供应链的韩华海洋株式会社旗下五家美国子公司实施反制，禁止境内任何组织或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这说明，韩企在参与美国主导的产业重组过程中已不再是单纯的合作者，而是卷入其中的风险和代价承担者。从长期看，这种以牺牲多元化经济联系换取联盟稳定的模式，不仅加大了日韩对单一市场和单一安全保障的依赖，也使之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的自主调节能力持续弱化，在大国竞争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日韩必然承担更高的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风险。

　　六、结语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对外战略呈现愈发鲜明的掠夺式霸权特征。美国在实力相对下降、财政压力加剧和大国竞争持续深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倾向于将盟友视为弥补自身战略赤字和产业短板的工具，将盟友的资本、技术、产业能力和地缘优势与美国国家战略深度绑定。美日韩造船业合作正是这一转型的真实写照。对于日本，美国着力汲取其长期积累的精益造船经验、数字化技术和人才资源，并将维修保障体系嵌入美军西太平洋前沿部署网络。对于韩国，美国则更多利用韩资本优势和体系化制造能力，通过投资吸纳、产能锁定和产业布局引导等方式，将其造船业纳入重振美国造船业的进程。其中内在逻辑已经越来越偏离传统联盟体系所谓的利益共享原则。

　　可以预见，特朗普推动盟友资源流向美国、服务美国产业复兴和军事能力建设的趋势仍将持续，美日韩造船业合作将在舰艇维修保障、军民两用船舶建造、供应链重组以及海洋科技创新等领域进一步深化。然而，一方面，美国造船业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解决，盟友资源的输入只能缓解部分能力缺口，无法完全再造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随着美国不断强化单方面索取，日韩对于合作收益与成本失衡的担忧也将持续上升，两国国内产业界和政策界对于过度服务美国战略需求的质疑恐逐步增强。因此，未来美日韩造船业合作恐将在“安全依赖强化”与“利益矛盾累积”的双重轨道上并行，围绕技术控制权、资本收益分配、产能配置以及产业主导权的摩擦也将不断显现。

　　概言之，美日韩造船业合作不仅是美国重建海洋力量的重要抓手，也是观察美国霸权形态转型和联盟管理逻辑演变的重要窗口，其发展方向将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美国掠夺式霸权的限度，并对东北亚地区产业格局、海洋战略竞争以及美国联盟体系调整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