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富元：美国对华经济泛安全化的战略逻辑及政策演进

美国对华经济泛安全化的战略逻辑及政策演进

　　内容提要：自特朗普第一任政府以来，美国加强以“中国威胁论”开展国内外动员，对华进行打压遏制，安全化逻辑在对华关系中不断泛化和外溢，并延伸至经济领域。美国对华经济泛安全化的战略逻辑基于其对安全议题的认知、选举政治对“安全威胁”叙事的偏好及其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等因素。美国将对华经贸议题泛安全化作为战略工具，增加中美战略误判的风险，其根本困境不只是政策层面的技术问题，更是其经济制度本身的结构性矛盾。笔者以泛安全化为核心分析框架，聚焦2017年以来美国对华经贸的这一政策走向，系统阐述其历史背景、实践路径、制约及影响，剖析其战略逻辑及政策演进。

　　关 键 词：泛安全化中　美经贸关系　国家安全

　　作者简介：姜富元，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博士研究生

　　美国国内针对中美关系的现状与调整方向展开过多轮辩论，几次较有影响力辩论的关键时间点，分别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90年代末，以及2015年前后、2024年。2015年前后的辩论源于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任总统奥巴马称之为“斯普特尼克时刻”，折射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以及对自身超级大国地位可能被动摇的深层焦虑。中国与美国经济实力接近甚至可能超越美国的前景，成为美国对华关系转变的重要变量。在2015年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中，对华负面氛围在美国政治精英群体中日渐蔓延，而对华合作主张虽然在政策制定层面未被明确排斥，但其在对华政策方面的话语权明显下降。当前，美国更将“竞赢”中国并维持在国际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视为长期的战略目标。尽管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和防止核扩散等方面都需要加强沟通与合作，但美方将地缘政治战略竞争置于中美经济关系及全球议题的合作诉求之上，导致纷争与冲突而非合作与互利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日益成为主基调。

一、当前美国对华经济泛安全化的演进

　　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经贸领域正经历一场深刻的泛安全化转型。这一进程突破了传统国家安全范畴，将原本属于经济互通的议题系统性地纳入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之中。

　　(一)美国对华经济泛安全化的背景

　　当今世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深度交织、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负向联动、本国安全与他国安全张力失衡，导致国际安全环境复杂严峻，全球性安全问题愈加突出。安全领域威胁层出不穷，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挑战，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传统安全治理方式已无力应对，安全格局亟须重塑。

　　一是国际多边安全体系正经历结构瓦解与重构。冷战后相当长时期内，集体安全机制、核军备控制条约体系、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体系等治理架构，曾为大国战略稳定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相对可预见的制度保障。近年来，这一体系正面临系统性重构。在传统安全领域，军控限制出现倒退。美俄之间双边战略核武库的最后一个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自2023年起名存实亡，2026年2月5日到期并失效，全球军控体系出现真空。与此同时，俄乌冲突、中东地区冲突等重大事件的化解陷入僵局。在经济治理领域，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因美国长期阻挠新法官遴选，自2019年底已陷入瘫痪，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性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传统以普遍性、规则化为特征的安全与经济治理机制，正被双边化、替代性安排部分取代，传统安全工具箱显现机制失灵。

　　议题关联产生的外溢现象造成了机制协议间的重叠，而其他功能性原因也导致国际制度的复杂性。相当程度上，制度密度的增加不仅不会增强反而会削弱国际合作。有效国际安全机制的形成需要通过交流对话达成相互理解。面对不同行为体的安全利益诉求，全球安全治理机制日益多元化，面对重大突发安全问题的冲击，缺乏统筹协调能力和跨区域安全治理合作，加剧了全球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和无序化。一些新疆域缺乏统一的治理规范，随着治理议题的不断衍生，治理领域出现空白和灰色地带。

　　制度复杂性使单一制度的影响力被削弱，对违约行为的监督难度与成本上升，降低了行为体承担法律责任的压力，而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整体复杂性进一步推高了各国遵守规则所需的成本。现有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常常难以实现行为体责任义务的有效分配，并且为行为体利益博弈和政策投机提供了空间，导致全球安全治理的合法性和行动力不足。因此，制度重叠与制度冲突导致的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复杂化，无疑加剧了全球安全治理机制的无序化和运行难度，削弱了安全治理的成效。

　　二是全球安全问题交织与安全治理赤字凸显。安全领域全球治理碎片化问题突出，治理的包容性和公平性不足，安全冲突表现出扩大化甚至阵营化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武装冲突数量激增，每年数量已回升到90年代初冷战结束时期水平。2007年至2013年全球平均每年发生35起武装冲突，2014年至2016年间达到平均每年47起。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乌克兰局势再度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中东、非洲和南亚地区暴力冲突不断。2017年后，武装冲突涉及的国家数量和造成的死亡人数均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2021年以来，每年涉及国家的数量基本超过50个。

　　冷战后国际安全已经从单一军事安全向复合安全扩展，传统军事安全与网络安全、生物安全、气候安全、能源安全、数据安全、关键矿产与供应链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渗透、相互强化。具体来说，这种相互影响体现在多个层面：一是新冠疫情期间，公共卫生危机迅速外溢为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危机;二是网络安全威胁蔓延至能源、金融、医疗等关键基础设施，体现了跨境数据流动、关键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的界限日益模糊;三是俄乌冲突导致能源与粮食市场波动剧烈，传统地缘冲突动摇全球经济体系;四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先进半导体等前沿技术兼具民用与军事用途，这种军民两用属性使技术创新、产业政策与国家安全直接挂钩。

　　当前国际社会尚未形成应对共同挑战的统一行动框架，往往难以达成有效的安全共识，也难以开展实质性的安全合作。美西方国家打着多边主义的旗号，推行基于冷战思维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加剧国际冲突与分裂，破坏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和运行，致使全球安全治理合作动能不足，成为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主要障碍。

　　三是“规锁”升级。法雷尔与纽曼于2019年提出的“武器化相互依存”理论，为理解当代大国博弈的地缘经济逻辑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其核心命题是，少数国家控制着网络中的关键节点，通过限制其他行为体接入关键节点，在不诉诸军事力量的前提下，对对手施加不对称的经济与政治胁迫。21世纪初全球化浪潮催生了整合的供应链与金融市场等“规锁”节点，其中最典型的是通过切断对美元交易的访问权限，便可有针对性地施加经济打击。先进半导体技术构成了可以武器化的另一个关键节点，美国通过限制向目标国家出口相关技术设备，阻碍其先进芯片的产业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系统性地将经济相互依存武器化，以“规锁”手段遏制战略对手。美国着力针对中国，借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等一系列手段，谋求遏制中国产业升级。美西方频繁运用“规锁”工具，将俄罗斯七大银行逐出SWIFT体系、冻结俄罗斯央行约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以及对俄能源、半导体、航空零部件实施全面出口管制。这种“规锁”博弈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从单一维度向多维系统性升级，涵盖技术、金融、能源、数字基础设施的全域结构。

　　在此态势下，经贸政策与国家安全政策的边界被进一步模糊。美方将技术标准制定、供应链重组、投资审查等经济治理工具融入国家安全叙事，以排他性安排将竞争逻辑安全化，使双边经贸摩擦日益演变为结构性、全方位战略竞争。围绕规则、标准与体系控制权的竞争显著增强，成为经贸泛安全化进程深入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二)美国对华经济泛安全化的趋势

　　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多次公开批评美国对华政策。2017年上台后，特朗普采取反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对外战略。在“美国优先”原则的指引下，美国政府开始调整贸易政策，政策重心从体现以规则为导向的自由贸易，更多转向强调市场准入和贸易额对等的所谓“公平贸易”，对华经贸议题泛安全化随之上升至政府层面的对外政策领域。

　　1.特朗普1.0时期美国对华经济泛安全化的实施

　　特朗普政府将中国描绘为“系统性竞争对手”。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利用经济手段追求地缘政治优势，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将所谓“贸易逆差”“产业补贴”“技术获取”等视为中国威胁美国经济主权与技术霸权的非传统安全风险。

　　特朗普政府以经贸关系为突破口重构中美关系，建构“美国是中国经济的受害者”叙事，试图转移美国国内的政治矛盾与经济困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钢铁生产国，成为美国增加关税的主要目标。特朗普在当选总统后，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针对进口钢铁与铝材启动了“232调查”。2018年2月，美国商务部关于进口钢铁和铝材的第232条款报告称，钢铁和铝进口的数量和情况“威胁到国家安全”，美国国内铝产量下降和国内生产能力丧失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中国产能过剩的冲击。特朗普于3月8日签署公告，对全球钢铁征收25%关税、对铝征收10%关税。同年3月，美国继“301调查”报告对中国做出多方面指控后，大幅提高中国商品关税税率，对特定商品加征25%的从价关税。随后，特朗普政府先后于7月6日、8月23日和9月24日，对原产于中国的价值340亿美元、160亿美元和2000亿美元的商品分别加征10%至25%的关税。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于2018年6月发布所谓《中国经济侵略如何威胁美国及世界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报告，诋毁中国通过“经济侵略”的工业政策获取美国的先进技术和知识产权并试图主导未来高科技产业，从而威胁美国及全球经济。特朗普政府率先开启了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压的先例，在特朗普1.0时期，美国商务部先后将200余家中国企业及其附属单位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参见表1)。

表1特朗普第一任期涉华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一览表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2018年8月13日，美国完成了针对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立法改革，颁布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该法案旨在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权，加强对涉及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半导体等国家安全领域外国投资的审查力度，加强限制中国对美投资。8月14日，特朗普发布关于TikTok的行政命令，称TikTok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强制字节跳动和中国股东剥离并于三个月内完成交割。2020年11月12日，特朗普政府签署第13959号行政令，首次将美国资本市场纳入国家安全管控范围，禁止被认定为所谓“由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企业”在美投资。

　　2.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对华经济泛安全化的推进

　　拜登政府上台后，在继承特朗普时期对华战略竞争框架的基础上，对经济泛安全化进行了系统性调整，呈现制度化、多边化和精准化特征。其核心特征是从特朗普时代的“全面施压”转向“小院高墙”策略，即在关键技术领域筑起壁垒高墙。这一政策转变既体现了美国决策层对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深度融合的认知深化，也标志着泛安全化向长期战略架构的演进。相较于特朗普政府强调中国的所谓“经济掠夺”，拜登政府更倾向于将美国的战略脆弱性作为安全化话语的关键点。2021年美国启动关键供应链百日审查并发布评估报告，将半导体、电池、稀土、医药等四大关键领域对华依赖作为美国脆弱性的佐证。“去风险”成为拜登执政时期话语标签，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奠定话语基础，在先进半导体领域对华出口管制方面层层加码。

　　自2022年以来，美国分阶段实施了多轮针对特定高技术领域的出口管制措施，其管控范围系统性覆盖高性能计算芯片、半导体制造设备及关键供应链，并通过“直接产品规则”的制度性约束，推动同盟国家打造对华技术封锁的协同机制。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规则不断细化(参见表2)。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了临时最终规则，实施额外出口管制，对先进计算机集成电路(IC)及相关计算机产品、某些半导体制造产品实施管制。2023年10月，上述机构公布了三项新的出口管制规则，将中国芯片行业的13个实体加入“实体清单”，扩大或细化了美国对中国先进计算芯片及相关物项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

　　美国通过多轮主要规则更新和核心规则迭代，加上多次实体清单增补和辅助调整，以及技术参数细化和终端用户控制，形成连续的技术遏制政策组合。特别是2024年末出台的最新管制规范进一步拓展了政策适用的边界，一方面，将具备先进制程工艺能力的中国实体明确纳入重点限制对象清单，强化对产业链高价值节点的打击;另一方面，增设第三国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的约束性条款，通过“长臂管辖”，谋求构建全域性的技术遏制网络。2021年6月3日，拜登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与《国家紧急状态法》，签署了第14032号行政令，意味着美国进一步将金融市场纳入国家安全审查框架，在原有基础上将监控技术与人工智能等领域纳入重点监管范围，进一步构建制度化、系统化的“金融脱钩”工具组合。这一举措体现了国家安全考量对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深度介入。

　　为指导并加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外国投资企业的国家安全审查，2022年9月15日拜登签署第14083号行政令，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明确列出须重点评估的五大类“国家安全风险”。此举拓宽了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范围，把经济竞争力和技术领先优势明确纳入其国家安全审查体系。拜登政府在2022年10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美国正在强化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机制，同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新举措。对对外投资进行审查，防止战略竞争对手利用投资和专业知识，来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并破坏盟友技术生态系统和市场的完整性。

　　拜登政府还着力将美国的对外投资审查机制延伸至其盟友体系，谋求通过国际协作构建覆盖全球的技术管控网络。在美方推动下，欧盟于2024年1月发布了题为《关于推进欧洲经济安全的通告：五项新倡议介绍》的综合方案，日本与澳大利亚也相继着手制定针对对外投资的限制性政策。

　　与特朗普的交易性特点不同，拜登强调政策的长期性，同时在气候变化等领域保留有限合作空间，以管理竞争烈度。拜登政府着力推动全球价值链的所谓“去风险化”重构，并强化了两党对华共识。这一进程体现了中美战略博弈的新常态，安全化逻辑已深刻嵌入双边及全球经济治理之中。

表2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规则一览表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3.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华经济泛安全化的深化

　　特朗普再度执政，标志着美国“再全球化”战略的进一步成型。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美国对华经济泛安全化在继承前两届政府政策的基础上，呈现高度施压、交易导向与选择性脱钩相结合的深化特征。相较于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式限制，特朗普第二任期更倾向于通过大规模关税、行政干预和“美国优先”产业政策，扩大安全议题的覆盖面，将贸易失衡、供应链依赖、关键矿产乃至非敏感商品贸易进一步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这一进程体现了特朗普交易性特点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回归，同时推动泛安全化从技术领域向更广泛的经济治理领域延伸。

　　特朗普政府继续将调整对华经贸政策作为重点议题之一，持续将对华经贸往来全面纳入国家安全逻辑，核心特征是以“去中国化”为重点进行供应链调整。美国继续在经贸领域对华进行遏制，程度更深、范围更大且政策不确定性更强。美国政府针对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更为激进的经贸政策，最突出的是以打击芬太尼为名对华施加的关税以及征收“对等关税”。

　　2025年2月1日，特朗普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和《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芬太尼等问题为由，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在现有关税基础上加征10%。3月3日，美国再次以芬太尼问题为由，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进一步加征10%关税。美国以应对合成阿片类药物非法流入美国为由，宣布自5月2日起取消对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小额包裹关税豁免政策，并对相关包裹征收邮件价值的30%或每件25美元的关税。同时，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对等关税”，其中对中国加征的关税税率为34%，叠加此前针对芬太尼加征的20%关税后，综合税率达54%。2025年4月8日，美国再度上调对华关税，宣布将中国输美商品的“对等关税”从34%提升至84%，使总税率升至104%。4月10日，特朗普宣布将对中国的关税从104%提升至125%。20%“芬太尼税”叠加125%的“对等关税”，美国对中国的税率达145%。

　　美国试图重构中美经贸关系的法律基础。2025年2月，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立法部门将与行政部门密切合作，着力推进相关立法工作，旨在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3月3日，特朗普政府经贸团队核心成员、贸易代表格里尔向国会递交《美国总统2025年贸易政策议程》报告，指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正式启动对取消中国PNTR地位的评估。4月1日，美国白宫发布《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执行情况摘要，指责中国自取得PNTR地位以来，借助“不正当”手段持续扩大对美贸易顺差，并长期实行所谓非市场体制;同时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对相关立法提案进行审查，并向总统提交了相应建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2026年2月底启动调查，评估撤销中国PNTR地位对美国的经济影响。特朗普政府已将取消中国PNTR地位作为策略性工具。

　　在经济安全化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加速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化转型，将特定国家认定为对其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的威胁。2025年3月20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提出为提升国内关键矿产产能提供资金、贷款和其他投资支持，减少外部依赖。美国还着力利用盟友体系拓展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空间，同步编织阵营化的供应链网络结构。2025年7月1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发表联合声明，称：“依赖任何单一国家进行重要矿产及其衍生产品的加工和提炼，都会使我们的产业面临经济胁迫、价格操纵和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从而进一步损害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四国宣布启动“四方关键矿产倡议”，推动在采矿、加工、制造和回收环节的共同布局，以减少在稀土等矿产方面对中国的依赖。2026年2月，美国举办首届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推出“资源与地缘战略参与论坛”，以安全为名构建“去中国化”的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强化全球规则与供应链主导权。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泛安全化呈现初期激进、中期交易化特征，2025年前期以关税战和管制升级为主;中期谋求通过协议等实现“休战”与“管理贸易”。当前在科技竞争核心领域，美国对华维持高壁垒，例如美国国防部于2026年6月8日更新了“中国涉军企业”(1260H)清单，将188家中国实体列入名单;而在非敏感领域，美国尝试有限开放与管理中美双边贸易，以缓解国内通胀和产业压力。这标志着中美经济关系进入“竞争性依存+管理型对抗”的新阶段。

　　美国对华泛安全化逻辑已制度化，成为“新常态”。关税虽然仍是美国对华施压工具，但已不再是核心手段。在民生刚需领域，美国对华保持贸易通道，同时加速搭建更隐蔽、更长久的制度性遏制体系。2026年4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一项提案，拟全面取消中国大陆及中国香港地区所有检测实验室为销美电子产品出具FCC认证的资格，企图将技术标准武器化。美方追求的已不再是贸易逆差的简单收窄，而是重构一套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平行经济体系。

二、美国对华经济泛安全化的战略逻辑

　　(一)选举政治对“安全威胁”叙事的偏好

　　对美国而言，对华经贸政策泛安全化明显存在选举政治的考量。在政治极化背景下，政治派系往往会在掌握权力时，推行其最具野心、最具争议性或最极端的政策，政策摇摆的频率更高、幅度更大。受美国的政治极化影响，权力制衡沦为否决政治，美国政治领域的诸多重大政治议程被延缓或停滞，无法顺利推进。典型案例包括国会无法通过足够的预算案或临时拨款法案，导致政府停摆。继2018年1月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分歧导致政府停摆后，同年12月美国政府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因两党在美墨边境墙议题上存在分歧再次停摆。随着美国政治精英群体的换代与重构，其对华认知的转变和战略思维的调整也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极端化。尽管美国国内意识形态充满矛盾和分裂，但通过将中国置于美国乃至世界的对立面，美国构建出一个“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在美国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政府将对华强硬立场政治化和工具化，将国内政治议题以基于“安全威胁”的对华强硬立场包装。

　　(二)安全议题的政治正当性与优先级

　　在不同政治议题之间进行平衡时，安全议题往往被赋予超越其他议程的优先性。以美国为例，三权分立制度形成了高度复杂的政治生态，政策精英及其关联的利益集团不断争夺话语权。当美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强大到一定程度时，国内政治-社会力量往往搁置分歧与矛盾，形成较高程度的对外战略共识。美国两党内部的“建制派-全球主义”政治力量，逐渐倾向于从地缘政治逻辑与安全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并构建其对华政策框架。当中国崛起与美国的不安全之间通过叙事策略被人为建构起因果关系，美国对华竞争政策立场容易在国内得到支持。根据美国认同的现实主义理论逻辑，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能够管理国际事务的权威机构，战争与冲突是国际体系的核心特征。各国为寻求自身安全，不断通过扩充军力、获取资源、与其他国家抗衡来增强实力，确保国家存续成为首要关切。该理论认为，国际政治的目标是获取权力，国家外交政策应当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也就是为保持、扩大和显示国家权力服务。这赋予安全议题以超越其他政策领域的优先地位。

　　在美国看来，安全不仅仅是防御性需求，更是政治正当性的来源，任何威胁安全的议题均可正当化资源动员与政策干预。根据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美国的安全议题往往并非客观存在，而是通过“言语行为”被构建为紧急威胁，从而脱离常规政治程序，获得例外优先级。美国在经济利益优先的策略中，将安全议题主要作为一种叙事手段，借助其在政策议程中的天然优先性以促进政策的动员和正当化。而美国在新的国际局势下，即便是在传统上属于经济合作的议题，也开始显现出明显的安全化态势，以市场效率与互利共赢为导向的经济互动，被赋予国家安全涵意并纳入战略管控。经济与安全之间的固有边界被刻意淡化乃至被工具化，从而使经济政策沦为安全考量的附庸。

　　(三)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改变及外溢效应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日益受到其国内政治影响，随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而演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政治生态呈现民粹主义抬头，政治联盟重组，政治极化和党争愈演愈烈的显著特点。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影响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政治极化和对华政策极端化出现共振，政党政治舞台充斥情绪化、煽动性的涉华表演，同时美国国内政治联盟变化限定了美国对华政策主题。美国国内政治主要从政治理念、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三个维度影响对华政策。三个变量之间也存在重要互动关系，政治理念改变影响政治结构，二者又都作用于政治过程。在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这三个维度的影响充分体现在美国对华政策上，表现为对华政策涉及美国政治思潮中自由国际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冲突，关系到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在美国政治过程中，对华政策被不同的行为者加以利用，加剧了中美战略博弈的复杂性。

三、美国对华经济泛安全化的现实困境及影响

　　尽管美国通过一系列制度工具将对华经济关系深度泛安全化，但这一战略本身面临着显著的现实困境与多重负面溢出效应。

　　(一)美国对华经济泛安全化的现实困境

　　美国对华经济泛安全化虽有其战略逻辑，但在实践中面临多重制约。一是概念模糊带来的工具漏洞与治理张力。美国的相关“国家安全”已从聚焦敏感技术，延伸至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生物科技以及部分消费领域。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范围与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出口管制清单不断拓展，使相关部门政策裁量空间扩大，企业成本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安全”成为可被各方援引的弹性话语。负责经济安全的部门与传统经济治理部门在优先级上存在冲突，影响政策连贯性与执行力。二是安全收益与经济代价的失衡。美国通过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等手段意图延缓中国关键技术追赶，在这种态势下，中国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在先进制造进程、稀土加工等领域形成替代能力。美国的经济泛安全化举措，促使中国以稀土等关键矿产出口管制等进行正当回应，对美国自身经济利益与产业安全构成反噬与冲击。同时，美国企图以“小院高墙”固化自身技术垄断地位，使产业界担忧不断加深，部分美国企业由于日益脱离市场共享与创新反馈的良性循环而遭受损失。三是美国推动荷兰、日本、韩国等开展对华技术限制，但各国自身产业利益与对华贸易依赖不同，难以与美国形成对华政策的深度协调性与一致性。美国将对华经贸议题泛安全化作为战略竞争的工具，虽然在短期内具有国内政治动员作用，但存在导致中美战略误判的风险。其根本困境，不是政策层面的技术问题，而是美国经济制度本身的结构性矛盾。

　　(二)美国对华经济政策泛安全化的影响

　　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泛安全化转向，正在改变中美经济关系的性质与格局，其影响超过双边范畴，正深刻重塑全球产业链、国际规则体系乃至大国战略稳定格局。

　　一是中美战略互信遭受侵蚀。自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起，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目标、手段等方面重置中美关系，实施了一系列颠覆性举措，加剧了双方的摩擦与紧张局势，削弱中美战略互信，严重破坏两国关系。中美经贸关系紧张持续改变两国的政治关系、社会认知和互动网络，激化冲突与对抗。美方承诺“公平竞争”却以“国家安全”为由、以经贸议题为手段，在技术与经济领域对华打压，可能导致中美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互信不断恶化，并且不利于削减全球治理的巨大赤字，也在加剧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裂变。在美国政府助推下，其国内对华战略认知理性声音整体趋弱，可能导致中美在政治和安全关系上陷入更大风险。

　　二是全球经贸体系面临失序。美国依靠高科技和市场准入的优势地位，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在经贸领域对华打压，限制技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客观上将导致全球技术体系进一步分裂。随着中美两国间贸易和投资额的减少、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以及科技生态受到波及，经贸和技术竞争将产生深刻的地缘经济影响，加剧经济集团化的趋势。这不仅影响全球科技产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的创新动力。科技是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美国的做法无疑是对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的破坏，使其失序问题更加严重。

　　美国曾经作为全球自由贸易倡导者，如今却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推动者，这让许多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度降低。在未来的全球经济贸易格局中，美国的影响力面临因其自身的行为而逐渐减弱的态势，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也需要重新寻找新的平衡和稳定机制。美国的政策不仅深刻影响中美关系，冲击中美既有的贸易合作框架，更引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侵蚀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美国依据国内法发起“301”“232”“201”等一系列单边调查，并采取加征关税措施，严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最基本、最核心的最惠国待遇、关税约束等规则，更损害了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性，使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贸易秩序面临险境。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意识上升，对全球化、自由贸易愈加消极抵触，将延缓全球化步伐甚至逆转全球化进程，导致国际经济体系走向集团化和碎片化。

　　三是国际安全氛围日趋紧张。美国谋求将中国排除于国际合作进程之外的战略取向，而非通过接触与协作构建互信，剥夺美国通过制度协调对冲风险的渠道，不仅会弱化全球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效能、加剧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风险，更会侵蚀美国自身的安全根基，并对亚太地区既有稳定架构产生冲击。

　　泛安全化的逻辑强化正在重塑国际安全的制度基础，推动全球安全体系向现实主义的多极格局演进，并使区域安全竞争的形态呈现更直接且更加错综复杂的特征。随着全球化不平等加剧、霸权国内部合法性危机以及新兴大国崛起，国际安全秩序的自我约束机制面临内在张力，表现为单边主义倾向抬头与国际规则普遍性衰退，导致合法性危机与多极化转型压力。

　　(三)中国因应策略

　　中国有必要进一步增强策略的能动性与针对性，包括通过外交渠道、国际舆论等，积极营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叙事框架;通过加强法律、贸易反制和运用经济工具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例如制定反外国制裁等法律法规，公布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坚决反击;积极调动第三方因素，包括加强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和多边平台的合作，形成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合力。

　　1.反制美方关税与出口管制

　　针对美方加征关税措施等遏华举措，中方一方面在原则问题上保持坚定立场，理性对待中美经贸摩擦，主张通过磋商解决分歧，通过重启对话重树互信，重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战略框架;另一方面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美国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等国内法对华实施单边限制，本身即违背多边贸易规则精神。美国将半导体、稀土、电信、港口装备等领域系统性安全化，实质上是谋求以政治手段干扰中国正当的产业发展。2020年10月17日，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规定任何国家或者地区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我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地区对等采取措施。中国有力回应美方的挑衅性行为，也在国际上体现了中国作为多边贸易规则维护者角色定位与责任担当。

　　2.多方联动加强企业合规指导与风险管控

　　美国泛安全化话语将中国企业标签化为“国家安全风险”，从而为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提供借口。这种泛安全化不仅加剧了中美战略博弈，还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合规风险、制裁威胁和市场准入障碍。中国可以从政府、企业和国际层面构建多维度的合规指导与风险管理机制。

　　在政府层面，中国可以强化国家级风险预警系统，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美国联邦公报和财政部等政府机构公告，实时推送合规预警信息;推动制定统一的合规指南框架，借鉴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出台涵盖反腐败、数据安全和供应链透明度等领域的《企业国际合规指南》，对照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和《出口管制改革法》等法律文件，为企业提供风险评估参考;通过提升战略协调，避免企业被动应对经贸往来中政策突变带来的风险，持续推进落实《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降低企业跨国经营的风险成本。

　　在企业层面，中国有必要加强企业内部风险管理机制的制度化建设。面对外部技术审查，加强通过内部审计和第三方认证加以证明，并制定应急预案。对于美国通过行政命令所公布的实体列表，中国企业需及时在供应链中进行受限技术排查，并优化海外投资布局。

　　3.以国家战略推动产业升级与供应链重构

　　首先，中国持续强化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内部供应链纵深，完善全政府供应链管理，制定供应链战略，开展供应链立法，适时评估供应链风险。打通省际市场壁垒、推进标准统一、优化物流基础设施，强化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和供应链衔接融合。其次，在产业升级路径上，统筹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通过政策激励和技术投资实现跃升。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和“双碳”目标推动绿色转型。在高科技领域，加速半导体等“卡脖子”环节技术突破。中国重新审视技术进步路径对外部依赖的系统性风险，通过双循环战略将科技自立自强置于产业升级的核心位置，把集成电路、操作系统、工业软件、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存在的“卡脖子”技术作为重点突破方向。中国通过推动全产业链国产化，构建具有自我迭代能力的技术生态系统。最后，注重外循环视角下的区域供应链深化。中国企业通过在越南、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建立生产基地，将供应链布局向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延伸，形成“中国设计与核心制造+海外组装与终端市场”的新型分工格局。中国还可以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下的区域供应链深化，构建以亚太地区为核心的替代性供应链生态。

　　4.运用多边机制和四大全球倡议对冲美国遏制

　　中国积极参与并引领多边机制改革与四大全球倡议实践，共同建立更加多元、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网络，这不仅有助于对冲美国的遏制压力，也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动力。中国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面对美国对华在经贸领域的安全泛化和战略打压，中国应积极运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推进WTO改革，加强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中国与欧盟、加拿大等成员共同推动建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机制，以制度创新填补美国蓄意制造的规则漏洞，中国作为建设性力量，与美国的制度破坏行为形成鲜明对照。

　　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注重以发展作为国际议程的核心框架，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引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真实发展需求。相较之下，美国泛安全化政策呈现对全球发展议程的破坏性;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以“六个坚持”为核心要义，倡导以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推动国际社会携手为动荡变化的时代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美国推动的“小院高墙”技术封锁、“友岸外包”供应链重构，本质上是一种以同盟关系界定安全边界的排他性安全观。中国倡导“共同安全”的综合性框架，直击美国以“联盟安全”为基础的排他性安全逻辑。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多样性与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为核心主张，相较于美国以经贸泛安全化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战略叙事，顺应全球文明发展大势，也有助于削弱美国以阵营化为纽带整合对华遏制联盟的战略能力。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凝聚国际合力，拓宽多元合作渠道，抵制美国经贸泛安全化操弄，塑造公平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

四、结语

　　美国将对华经济泛安全化显著扩展，将经济议题嵌入其国家安全叙事，在经贸领域建构“生存威胁”叙事，调动行政、立法与多边工具，试图“规锁”中国，以维护美国霸权地位。从美国社会内部的结构性危机语境来看，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摩擦的生成动因，本质是美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累积的深层矛盾，与历任总统差异化执政风格形成双向叠加效应，并共同推动美国将对外战略作为内部危机转嫁的出口。

　　面对中国造船业的强有力竞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原计划于2025年10月实施针对中国制造商用船舶征收港口费。在中方强有力的反制以及“釜山共识”框架的协调下，这一措施被迫暂缓一年执行。未来，海运、物流与造船业依然是潜在的摩擦焦点。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美以伊冲突等外部事件可能成为影响美国对华经济泛安全化的新变量。

　　在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进的历史关口，中方始终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主张中美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促进中美经贸良性合作，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未来如何管控分歧、稳定预期，也将深刻影响21世纪全球秩序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