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非洲战略：从利益导向到多维嵌入

　　王一晨

内容提要：

　　二战后日本对非洲关系由利益导向向多维战略嵌入演变。冷战初期，日本借万隆会议开启与非洲初步交往，争取亚非国家的支持以实现国际复归。20世纪70年代起，石油危机推动日本将非洲纳入资源外交核心，强化能源与矿产领域的合作。冷战结束后，通过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机制，日本逐步构建起制度化的对非合作平台，旨在提升政治影响力与国际形象。2005年“冲常”受挫后，日本调整对非战略，转向投资驱动和市场化合作路径，并将非洲纳入“自由开放的印太”与“全球南方”框架，谋求制衡中国在非影响力。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对非外交已成为日本地缘政治布局、国际秩序塑造和全球治理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日本对外战略的全面升级。

关 键 词：

　　日非关系演变 对非战略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全球南方

作者简介：

　　王一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0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非洲通史(多卷本)”(LSYZD2102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日本对非洲政策走势及中国的应对研究”(22CGJ037)

中图分类号：

　　D831.3;D8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498/j.cnki.dbyxk.2026.04.005

文章编号：

　　2095-3453(2026)04-0090-20

　　当前，以非洲为重要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逐渐成为大国地缘博弈的重点“战场”。日本对非战略作为其对外政策调整与国家角色重塑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持续演变。从战后寻求政治复归与国际认可，到聚焦资源安全与经贸利益，再到如今深度参与地缘博弈与全球秩序重构，日本对非政策变化映射出其在国际体系中地位认知的转变与战略重心的再定位。冷战初期，日本在外交上以融入自由主义阵营、重返国际社会为核心目标，在亚非合作浪潮中通过万隆会议等契机实现与非洲的象征性接触，奠定了后续对非合作的基本框架。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引发日本对资源安全的强烈关切，非洲逐步成为其保障能源供应、推进对外援助扩张的重要方向，日本对非外交从政治象征迈向务实合作。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日本将非洲重新纳入战略视野，一方面体现配合国际社会援助非洲发展议程;另一方面则借助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简称“日非峰会”)机制推进对非外交制度化转型，积极塑造其“政治大国”形象与所谓“国际责任担当”。尤其在2005年日本“冲常”失败之后，其对非政策逐渐摆脱将非洲作为“政治票仓”的短期工具化思维，转向以经济合作、制度嵌入和长效影响力塑造为核心的长期战略布局。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迅速提升，日本不仅在经贸、基础设施、技术转移等领域全面重构对非政策，更通过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强调“高质量合作”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将非洲视为对抗中俄影响力、重塑“全球南方”格局的关键支点。

　　笔者围绕日本对非战略演变的历史路径，系统梳理二战结束至今其对非政策的变迁与核心动力，重点聚焦发展援助、资源经贸、制度构建、对华竞争与全球秩序重塑等议题，旨在揭示日本对非战略由边缘接触走向多维嵌入的深层动因，及其在应对“全球南方”崛起背景下的战略转型逻辑。

一、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以“亚洲经验共享”为纽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是日本对非洲关系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日本在谋求重返国际社会、推进“政治大国化”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非洲在国际格局中的战略与政治意义。尽管日本外交重心仍集中于美国和亚洲邻国，但通过参与万隆会议，日本开始建立与非洲国家的初步联系，借助在亚洲积累的援助经验，探索对非合作的可能路径。与此同时，部分非洲国家也逐渐将日本视为重要的域外经济体与潜在的发展合作伙伴，对与其开展经济合作抱有一定期待。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日非关系尚处于象征性接触与试探性参与阶段，虽未形成全面深入的战略布局，却为后续外交拓展奠定了初步基础与理念框架。

（一）万隆会议与日本对非外交起点

　　20世纪50年代初美军结束对日占领后，日本外交的首要目标是重返国际社会，尤其以加入联合国为核心课题。在冷战格局日益加剧并严重威胁亚非国家独立与安全的背景下，1955年4月，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等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决定召开万隆会议，加强亚非国家合作。日本受邀参会，却也因受制于日美同盟关系，并未以正式观察员身份出席。对日本而言，万隆会议不仅是其试图融入亚非国家集团、博取“第三世界”国家认同的重要契机，也是争取亚非国家支持、最终加入联合国进程的关键一环。 同样，日本作为参与万隆会议的唯一的美西方阵营国家，其出席不仅有助于自身融入亚非国家集团，缓和战后初期在亚非世界的孤立局面，也在客观上契合了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在冷战初期对亚非地区的战略布局。日本在会议中刻意保持低调与克制，一方面回避民族独立、反殖民等议题，尽量避免卷入阵营对立与政治争议，以图塑造“温和、可信”的形象;另一方面将重点集中于经济合作与发展援助等相对非政治化的议程，提供合作设想。在此基础上，日本推动会议通过包含《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在内的共识主张，向亚非国家展示战后“和平国家”的自我定位与积极的国际形象。应该说，通过在会议中发挥桥梁作用，日本一方面帮助美国压制亚非阵营内对美及其政策持激进立场的声音;另一方面借助协调亚非国家与美西方之间的矛盾，提升自身在日美同盟结构中的战略地位与外交价值。因此，发挥“亚非与美西方之间的桥梁”角色，成为日本此后对非外交的重要方向与战略定位。

（二）较长时期内对非外交低度介入

　　日本通过参与万隆会议，初步建立起与亚非国家的外交联系。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日本对非外交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其主要战略关注仍集中于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及与亚洲周边国家关系的恢复与拓展。在这一阶段，日本对非外交整体呈现被动与低度介入的特征。具体而言，日本的对非外交活动主要局限于与新独立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部分国家设立使领馆、偶尔接待非洲国家元首访日以及对少数国家提供初步的经济与技术合作。尽管形式上涵盖多个维度，但互动频率较低、实质内容有限。例如，1951年利比亚宣布独立，1960年非洲17国相继摆脱殖民统治后，日本虽迅速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在政府高层往来和实质合作方面进展缓慢。在高层互访方面，1950—1973年，访日的非洲国家元首屈指可数，仅有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扎伊尔(后更名刚果[金])、毛里塔尼亚、喀麦隆等少数国家的领导人实现访日。而日本方面，除1960年皇太子夫妇对埃塞俄比亚进行象征性访问外，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完全没有部长级及以上官员访问非洲国家的记录，且只与埃塞俄比亚签署友好条约，对其他国家并无实质性双边协议。在互设使领馆方面，日本与非洲国家的外交覆盖面亦相对有限。1950—1973年，非洲已有超过40个国家实现独立，而日本仅与其中16国互设使馆，反映出其对非外交投入的有限性。在经贸关系方面，该时期日本对非洲贸易呈现“出口快增、进口滞后”的结构性特征，日本对非出口额由1965年的6亿美元快速攀升至1973年的23亿美元，但自非进口增长相对缓慢，贸易失衡不断加剧。受此影响，尼日利亚、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国相继以进口限制等措施回应日本产品的冲击，经贸摩擦显著上升。为缓和紧张关系并稳住出口市场，日本政府开始引入有偿资金合作工具，向上述国家提供最早一批日元贷款，1966年分别向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肯尼亚和乌干达提供合计158.4亿日元贷款，这是日本首次对非洲地区实施贷款合作。1972—1973年，日本又将贷款对象扩展至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刚果(金)、马达加斯加及埃及等国，累计对非贷款规模670.44亿日元。总体而言，尽管日元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以资金融通缓释贸易摩擦、支撑市场准入”的政策功能，但其资金规模与日本同期对亚洲的主要合作投向相比仍明显偏小，反映出当时日本对非经济介入仍处于试探性与有限投入阶段。

（三）以“亚洲经验共享”为标签的对非援助

　　战后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将对亚洲国家实施政府开发援助(ODA)作为修复与周边国家关系、推动“政治大国化”战略的重要手段，尤其通过加入“科伦坡计划”，以“贸易-投资-援助”三位一体的合作模式，重点推进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此举带动了日本企业“走出去”，也带动了对日较为有利的国际舆论氛围，逐步形成以经济外交为核心的ODA模式。虽然1970年前后日本对非洲援助仅占对外援助总额的约2%，但通过在东南亚的经验，日本已建立起成形的框架，并将其延伸至非洲。日本对非外交并非简单延续欧美主导的“人道主义”援助路线，而是提出“亚洲-日本-非洲”三边互动结构，强调以“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代言人”的身份，向非洲国家分享亚洲成功发展经验，发挥桥梁与枢纽作用。在此基础上，日本认为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推行的发展模式在非洲成效有限，而亚洲与非洲因被殖民历史以及发展诉求等共性，则可作为有效抓手。时任外相木村俊夫表示，应当从反殖民、反种族差异的立场出发加强与非洲的协作。 因此，尽管这一阶段日本与非洲联系整体仍较弱，但其对非合作策略体现了其对亚洲经验的延伸，支持构建以亚非伙伴关系为基础的“南南合作”路径，谋求获得非洲国家的认同，从而在不激化与欧美竞争的前提下，提升自身在对非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与话语权。

二、20世纪70—90年代：基于资源利益的援助拓展

　　20世纪70—90年代，随着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和能源需求的迅速上升，日本对外政策逐步从以贸易和安全为核心，转向布局资源安全与全球战略。在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非洲的能源与矿产资源优势逐渐进入日本外交及其对外援助的视野。日本一方面通过强化对非ODA和“草根”合作提升对非影响力;另一方面则在对南非制裁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取向，凸显资源利益对其外交决策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不少非洲国家也将日本视为重要的资源出口市场与融资来源，借助对日资源出口与援助合作，促进创汇和产业发展。

（一）石油危机下日本对非能源外交转向

　　20世纪70—80年代，两次中东战争接连爆发，引发全球范围内严重的能源危机，给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带来沉重冲击。彼时，日本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7.9%，其中超过八成的进口来源集中在中东地区。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使日本深感能源供应高度集中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因此，为降低对中东地区的能源依赖，日本政府开始积极寻求进口渠道的多元化，非洲由此成为其外交与能源战略的重要方向。可以说，石油危机是日本对非外交的重要分水岭。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迅速采取外交举措，外相木村俊夫于1974年访问加纳、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五个非洲国家，开创日本外相访非的先河。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日本外相园田直随即于1980年访问包括科特迪瓦、塞内加尔、肯尼亚在内的另一批非洲国家，延续并深化对非外交布局。这两次高级别访问均紧随石油危机之后展开，所到国家也大多为非洲主要的石油、天然气、矿产等能源资源出口国，凸显日本当时将非洲视为重要能源来源地的战略思维。进入80年代，虽然日非政府高层交往仍十分有限，但日本皇太子夫妇于1983年、1984年连续出访非洲五国，也引领了日本对非皇室外交的风向。同时，随着日本长期推进的“东南亚战略”受到当地反日游行的一定阻滞，其能源外交进一步转向非洲。可以看出，在中东政治格局不稳、东南亚市场受限导致能源市场高度不确定的背景下，日本开始主动拓展与非洲能源输出国的关系，意在开辟新的能源进口渠道，并为未来推动多元化对非外交奠定基础，开启了以“资源安全”为核心驱动力的对非接触新路径。

（二）资源驱动下的日本对非援助规模扩展

　　1954年10月，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宣布加入“科伦坡计划”。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对外援助规模扩大，援助方式也从单一的技术性援助逐步转变为“技术+资金”的复合型模式。进入70年代，随着对资源能源需求上涨，日本愈发重视将援助范围向非洲拓展，政府也公开强调“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要从以往的以亚洲为中心逐步向包含非洲在内的其他地区扩展”。70年代起，日本大幅提升对非洲的ODA力度。1971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前身海外技术合作事业团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开设了首个事务所，这是日本在非洲开设的第一个ODA分支机构。1977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宣布了“ODA倍增计划”，并将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作为重点援助地区之一。援助金额从1970年的819万美元激增至1980年的2.44亿美元，涨幅接近30倍。在这一时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在日本对外援助中的比重也显著上升，从1970年的1.8%跃升至1980年的10.8%，成为70年代日本援助增长最快的地区。进入80年代，日本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规模继续扩大，从1980年的2.44亿美元增至1989年的11.6亿美元，尽管增幅仅为4.8倍，但数额增长显著并首次突破10亿美元，在日本对外援助总额中的占比也升至14.7%，此后虽有回落，但始终稳定维持在10%以上，显示了其对非洲的长期关注与战略投入。1989年，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派遣至非洲的志愿者占其总派遣人数的36.97%，首次超过派往亚洲的比例(27%)，标志着日本对非洲“草根”层面技术援助重心的逐步确立。 此外，从日本对非洲各国的援助分布来看，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尼日利亚、苏丹等拥有丰富石油、天然气及矿产资源的国家，受援金额长期位居前列。这一趋势表明，日本对非援助的力度在相当程度上受受援国能源资源禀赋的影响，呈现明显的资源导向型的功利主义取向。

（三）资源利益主导日本对南非制裁立场

　　在20世纪80—90年代，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备受诟病，许多国家相继实施经济制裁并大幅削减对南非的经贸往来，但日本出于资源安全与经贸利益考量，并未紧随国际制裁步调，直至1985年，时任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才正式宣布对南非实施制裁。日本的制裁不仅启动时间明显滞后，其内容也较为温和，仅限于“禁止新投资”“禁止黄金进口”“禁止长期贷款”等，关键的资源性商品贸易如煤炭、铁矿石则被排除在外。因此，尽管表面上日本配合了联合国制裁体系，但在实际操作中，日本企业通过技术授权、许可合作等方式，继续在南非市场保持活跃。这一行为引发非洲多国不满，也受到国际抨击。然而，出于战略资源保障考虑，日本对南非的依赖持续深化。80年代中期，日南双边贸易逆势增长，至1987年日本更取代美国，成为南非最大贸易伙伴。日本高科技产业广泛采用的铂金等关键稀有金属，主要来源于南非。第三次石油危机后，日本为保障能源供应重启煤炭进口，南非作为全球第三大煤炭出口国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以1988年为例，日本对南非的出口额约为2622亿日元，约占其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出口总额的44.4%，进口额约为2475亿日元，占比达55%，几乎占了日本与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总量的一半以上。可以说，尽管日本政府在外交辞令上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支持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但实际上一直持续与南非经贸往来，尤其在矿产资源贸易领域。南非也成为日本在非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显示出在石油危机后，资源利益在日本对非外交决策中的主导地位。

三、20世纪90年代至2005年：制度构建与战略转型

　　冷战结束以来，非洲在国际政治与全球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日本的对非外交经历了由边缘化到制度化、由援助介入到战略合作的转型。特别是在与欧美国家协调援助政策、推动TICAD机制构建、尝试借争取“入常”等关键节点中，日本对非政策逐渐展现战略多层次化与外交价值体系重构的逻辑。

（一）与欧美相争下的对非援助调整

　　在冷战背景下，美苏相继展开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竞争”，非洲曾为英法等西欧国家的殖民地，因此也成为欧美主导的OECD的重点对象。日本自1964年加入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后，其对外援助逐步纳入并受制于OECD主导的制度与规范框架，不仅需要在援助理念、工具运用和统计口径上与欧美主要援助国保持协调，也在具体议题与资源分配上持续与其展开互动与竞争。这一制度性嵌入，对日本对非援助与整体对非政策取向的形成与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在援助投向上，欧美长期将非洲置于优先序列，而日本则长期聚焦亚洲。进入冷战后期至冷战结束前后，欧美经济困境与财政约束加深，开始更明确地要求日本分担国际援助责任、扩大对非投入。日本也借此将对非援助作为提升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与扩大国际话语权的抓手，顺势加大对非力度。具体而言，1990—1995年日本对非ODA出现新一轮持续上扬，由8.9亿美元升至14.3亿美元，随后又有所回落。其次，在经贸政策层面，随着日本出口导向型增长，欧美逐渐成为其关键市场，日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尤为尖锐。在美方压力之下，日本期待通过扩大对外援助等方式缓和顺差引发的日美摩擦与美方的不满。由此，对非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贸易顺差对外调节器”的功能，成为日本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寻求妥协空间的政策工具。围绕这一思路，1990年前后日美贸易谈判密集推进之际，美国务院非洲事务局与日本外务省中东非洲局就加强对非援助的议题频繁沟通对接，体现出对非援助在同盟政治与经贸协调中的嵌入性。最后，在援助方式上，日本此前“以日元贷款为主”的传统援助模式，与欧美宣扬的无偿援助模式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屡遭欧美以功利性强为由的道德主义批评。面对外部压力，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工具组合做出调整，一方面，仍对资源禀赋较强的部分非洲国家保留一定规模的日元贷款，以保障资源供给市场，但不再显著扩张其总体规模，使对非贷款在1990—1995年间稳定维持在3亿美元左右;另一方面，为缓解舆论压力并提升其在欧美主导的援助规范中的认可度，日本明显加码无偿援助，由4.6亿美元提高至8.4亿美元，近乎翻倍。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对非援助的强化，并非单一经济动因所致，而是在冷战格局转型与欧美压力叠加之下，日本基于外交利益、同盟协调与贸易平衡等多重目标所做出的战略性调整。

（二）TICAD成立与日本对非战略转型

　　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进入深度调整与重构阶段，而彼时正值日本泡沫经济的顶峰期，“正常国家化”以及实现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型，成为日本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在此背景下，非洲因其成员众多而被日本视为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重要“票仓”，对非关系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同时，欧美国家在冷战后普遍出现“援助疲劳”，对非援助的投入意愿和重视程度明显下降。相较之下，日本自1989年跃居世界援助总额首位，直到2001年被美国超越，连续十余年作为全球最大对外援助国，试图在国际援助机制中扮演更具主导性的角色。正是在此背景下，日本驻联合国代表团于1989年提出主办国际对非合作论坛的构想。尽管1989—1993年日本国内政权频繁更迭，自民党长期主导的“五五年体制”宣告结束，但此期间历任首相——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细川护熙普遍延续“自主外交”与“国际贡献”的基本路线，着力推动TICAD构想。1991—1993年，日本政府在第46、47、48届联合国大会上连续三次正式宣布主办TICAD，充分体现了对非政策在日本外交中的重要地位。1993年10月，第一届TICAD在日本与联合国、非洲全球联盟共同主办下召开，48个非洲国家、12个非洲域外国家与8个国际机构代表出席并发表《东京宣言》。日本通过《东京宣言》提出有别于欧美国家的对非“自助努力”和“伙伴关系”的理念。TICAD的举办标志着日本对非战略的重大转型——由以资源与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双边援助模式，迈向以所谓“全球发展责任”为导向的多边协同，开启了其对非合作新阶段，并确立了TICAD作为日本对非外交的制度性支柱。

（三）TICAD的制度化与理念确立

　　首届TICAD开启后，日本决定以五年为周期定期召开TICAD系列会议。日本先后吸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作为TICAD的共同主办方，为后续会议的持续推进提供组织保障和多边支持。1998年10月，第二届TICAD在东京召开。会议以《东京宣言》为框架，通过了《东京行动计划》这一核心成果文件。该计划围绕教育、公共卫生、减贫、农业发展与治理能力建设等重点议题，推出了370余项具体开发合作项目，标志着TICAD从政治倡议阶段迈向政策落实阶段。同时，会议设立定期“回顾性会议”，任务是评估合作项目成效、强化责任追踪，提升了机制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2000年7月，时任日本首相森喜朗主持召开八国集团“九州·冲绳峰会”，首次邀请南非、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国家领导人参会，并将非洲发展问题设为会议重点议题之一。在日本推动下，在2001年卡纳纳斯基斯峰会上八国集团出台了后续的《非洲行动计划》。这也是八国集团首次将非洲议题引入相关会议议程，体现日本试图在发达国家与非洲国家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的外交突破。紧随其后，2001年1月，森喜朗先后访问南非、尼日利亚和肯尼亚，成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在任期间访问非洲的首相。此次访问不仅彰显日本政府对非洲事务的重视，也强化了TICAD机制的政治象征意义。访问期间，森喜朗在南非发表演讲，提出“发展援助”和“冲突预防”是日本对非合作的“双轮驱动”，并宣称以“人的安全保障”为核心构建日非关系，日本认为这一理念为之后很长时期内日本对非合作奠定了方向。2003年9月TICAD创立十周年之际，日本以非洲国家主导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为主题，召开第三届TICAD，并发表了《TICAD十周年宣言》。该宣言明确了TICAD与NEPAD以及八国集团之间的协调对接关系，并首次将“草根合作”“人的安全保障”等概念纳入TICAD的核心价值框架。 可以说，这一阶段是TICAD机制由构想到成型的关键时期，日本全面推动了会议进程的制度化启动，为TICAD的持续推进奠定了基础。这一过程提升了日本在非洲的政治存在感，也为其塑造“政治大国”形象、争取国际支持拓展了外交空间。

（四）“冲常”失败与对非外交反思

　　2005年，日本借联合国成立60周年、安理会改革的契机，积极推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战略目标，发起了史无前例的“冲常”行动。这一战略，被日本视为实现“政治大国化”的关键一步，意在彻底摆脱战败国身份，确立其在新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地位。为此，日本不仅强化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协调，更将非洲作为最庞大的“票仓”开展外交攻势，试图通过加大对非洲援助换取其在安理会改革中的支持。然而，尽管前期外交努力密集且积极，日本的“冲常”最终却因以非洲国家为重要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宣告失败，成为冷战后日本外交战略的一大挫折。具体而言，日本在争取非洲支持“四国集团”安理会改革方案过程中，曾多管齐下试图说服非洲联盟接受“四国方案”与“非盟方案”合并推进的建议，但该提议在2005年8月举行的非盟领导人临时会议上遭到明确拒绝。失去非洲支持的“四国方案”最终难以成事，也标志着日本最具野心的一次“冲常”行动彻底落空。这场失败深刻动摇了日本将“非洲价值”更多等同于“政治选票价值”的外交逻辑。日本开始反思其“援助外交”的局限性，认为单凭发展援助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非洲国家对自身的态度，故而在此基础上调整对非战略，逐步转向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现实主义路线。非洲的资源禀赋、潜在市场与地缘战略意义被重新评估并纳入日本对非政策核心。自2006年起，日本开始推动将ODA与民间投资有机结合，鼓励企业“走进非洲”，在促进基础设施、能源开发和产业合作的同时，全面强化与非洲国家的战略关系。可以说，2005年“冲常”失败不仅是日本外交方向转变的重要分水岭，也标志着其对非援助政策由象征性、工具性的“政治外交”迈入制度化、合作性的“战略外交”新阶段。

四、2005年至今：对非战略的再定位与地缘化演变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非洲经济潜力释放与国际竞争格局变化，日本对非战略经历了由“援助主导”向“多元驱动”的系统性转型。尤其是2005年以后，日本国内经济增长趋缓、财政约束加重，同时中国等新兴国家迅速扩大对非经贸与基础设施合作规模，为此日本认为面临外部竞争上升、国内结构调整与全球秩序重构压力交织的多重挑战，开始不断调整对非政策方向。从最初推动民间投资的“市场逻辑”起步，到确立以“经济-社会-安全”为支柱的综合框架，再到以“印太构想”强化对华竞争，以及在俄乌冲突后以“国际秩序”视角深化对非外交合作，日本对非战略已高度嵌入地缘政治格局的多维战略布局，体现日本谋求制度性影响力与全球战略地位的深层动因。

（一）由援助向投资转型的对非战略调整

　　2003年前后，非洲各国在资源价格高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的带动下，进入了以出口驱动为特征的高速增长期，整体年均增速超过5%。尤其是中国大量进口非洲资源、输出轻工产品，并以政府间贷款等方式展开援助合作，受到非洲国家的更多认同。日本认为中国冲击了其传统援助地位，继续加大对非洲的投入。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领导人会议上，首相小泉纯一郎高调提出“不能让非洲友人重蹈日本的公害覆辙”，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非洲卫生健康问题的重视与援助，由此卫生健康也成为当时日本对非援助的重点领域和新方向。2006年4月，小泉访问埃塞俄比亚、加纳、南非，这也是继森喜朗之后日本在任首相第二次访问非洲。与森喜朗相比，小泉此次访非更注重具体援助项目，不仅到访了刚成立不久的非盟总部，成为第一个访问该机构的日本首相，还提出成立“野口英世奖”，通过加大对非卫生健康领域的援助以树立日本的国际大国形象。在小泉访非的影响下，日本同年对非洲ODA投入也随即增加至25.96亿美元，占日本对外援助总额的34.1%，这是非洲大陆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超过亚洲，成为日本对外援助最大对象区域。与此同时，日本认为继续依赖单一的ODA工具，难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难以获得非洲国家的长期认同。因此，2008年在横滨召开的第四届TICAD上，日本不仅在议程设置上将“加速经济增长”置于首位，还首次在成果文件中明确提出推动民间投资、振兴贸易、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多元化等目标。更重要的是，此次会议还提出“投资促进”与“民间部门开发”的长期方向，标志着日本开始系统性地推动对非政策从“援助逻辑”迈向“市场逻辑”。2013年召开的第五届TICAD则进一步巩固并扩展了这一转型趋势。此次会议以“携手跃动的非洲”为主题，在非洲经济持续增长、日本国内企业对新兴市场兴趣日增的大背景下，成为历届TICAD中最具经济导向色彩的一届。会前设立的“官民联络推进会议”，由日本外相与经济团体联合会副会长共同主持，突出基础设施合作、投资环境、企业参与机制等议题，为日本企业拓展非洲市场提供政策支撑。会议上，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宣布未来五年对非洲提供3.2万亿日元的支持，进一步表明日本将“以投资带动发展”作为主轴。会议还首次设立了“民间对话”环节，安排非洲国家领导人与日本企业高层直接会谈，强调民间经济力量在对非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总体而言，自第四届TICAD起，日本对非合作由以ODA为主的开发援助逐渐转向以民间投资为核心。第五届TICAD则进一步确立了“投资驱动”的方向，标志着日本对非合作机制的全面转型，TICAD也发展为综合性经济外交平台。

（二）“三大支柱”下的经济重心

　　自2012年安倍晋三重返政坛并开启长期执政以来，日本对非战略发生结构性转变，逐步确立起以“经济”“社会”“安全”为“三大支柱”的系统性合作框架。这一合作框架在2016年于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第六届TICAD上首次明确提出，成为其后2019年、2022年TICAD以及整个自民党政权时期日本对非政策的基本架构。尤其是在2019年第七届TICAD上，在参会人数以及日本承诺资金的规模都大幅缩减、创新倡议有限的背景下，此“三大支柱”的延续性与制度化进一步凸显。在“三大支柱”中，经济被置于战略核心。安倍政府还正式提出每三年在非洲举办一次“日非官民经济论坛”，由经产省、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与非洲主办国联合举办。截至2024年，该论坛已分别于2018年在南非、2022年在肯尼亚、2024年在科特迪瓦举办三届，逐步发展为继TICAD之后日本与非洲间规模最大的经贸平台。与传统以ODA为主导的模式相比，该论坛成为日本对非合作由“援助”向“经贸”转型的重要标志，凸显重心走向更注重投资驱动与官民协作的发展路径。该论坛聚焦营商环境、双边投资协定、企业落地融资等议题，强调日本企业的市场化参与。值得注意的是，安倍晋三执政期间提出“安倍经济学”，高度重视对外经贸投资，故而经产省在对外事务中的重要性显著上升，政策影响力日益强化，甚至一度被外界称为“安倍·经产省内阁”。在这一背景下，“日非官民经济论坛”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传统外务省主导的TICAD，成为日本对非关系下的新窗口与关键抓手，标志着日本对非战略已步入更加市场化、多元化的发展阶段。

（三）“印太”框架下对非战略中的对华竞争升级

　　自安倍晋三于2016年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后改为“印太构想”)后，日本对非战略逐步从以日非关系为核心的区域政策，转变为服务于整体“印太构想”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非政策不再局限于双边合作，而日益体现其在地缘战略和多边框架中的功能性定位，特别是对冲中非合作的一面愈发凸显。2015—2016年，日本政府先后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以及“高质量基础设施出口扩大倡议”，明确将非洲作为关键投资方向，意图提升其在非洲的战略存在感，并在该领域同中国展开竞争。在具体实践中，日本对非基础设施合作主要集中于三大领域：其一，以“北部走廊”“纳卡拉走廊”“西非增长之环”等为代表的区域交通走廊建设成为合作重点;其二，在能源领域，日本加大与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东非国家的地热发电合作;其三，在农业领域，日本在乌干达、科特迪瓦等国推进涵盖产业规划、水稻灌溉、新品种推广、加工与储运等环节在内的水稻综合技术转移合作。近年来，非洲逐步成为中国第二大海外承包工程市场，中国企业累计在非签署承包工程合同额超过7000亿美元，完成营业额超4000亿美元，中非基础设施合作成为中非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因此，日本在对非合作的项目布局、合作模式与重点领域上日益呈现对中国的对标式竞争态势，并通过强化“高质量”“高标准”等叙事框架，塑造并凸显其所谓的“比较优势”。这种对华竞争意图在2016年召开的第六届TICAD上表现尤为明显。该届会议比照中非合作论坛(FOCAC)轮流主办的机制，打破此前长期由日本主办的惯例，改在肯尼亚内罗毕举办。同时，会议周期也由五年一届改为三年一届，与FOCAC节奏接轨。更重要的是，日本首次提出未来三年提供300亿美元对非支持计划，虽然金额远低于中国2015年在FOCAC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的600亿美元，但形式上同样采取“一揽子”资金安排，意图在机制节奏、资金体量与战略重心上全面对标中国。总体来看，第六届TICAD不仅是该系列会议机制调整的分水岭，更标志着日本对非战略已将“对华制衡”上升为核心战略目标之一。

（四）“全球南方”视域下的对非国际秩序外交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对“全球南方”的外交认知发生了显著转变。长期以来，日本多以ODA为主导维系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然而，俄乌冲突反映了新的现实，即许多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在谴责俄罗斯的问题上并未屈从于美欧等西方国家，而是采取了中立或不表态的立场。另外，近年来在涉华议题上，选择与中国立场保持一致的“全球南方”国家数量明显上升，进一步削弱了以美西方国家在联合国等多边舞台上的话语主导权。同时，面对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影响力提升，日本对自身外交布局的有效性产生忧虑。随着既有国际秩序发生重大改变，以非洲为重要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地缘政治中被赋予新的内涵。2022年8月在突尼斯举行的第八届TICAD是该系列会议第二次走进非洲。然而，相较以往，此届TICAD在援助资金承诺规模及投资落实情况上，均显示日本对非经济“硬实力”的明显减弱。面对俄乌冲突带来的国际格局深刻变化，日本调整会议定位，将TICAD塑造为维护美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秩序”的战略平台。在此次会议上，日本以“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自居，积极拉拢非洲国家在俄乌冲突上选边站队，意图在外交层面对俄形成更广泛的包围网。可以看出，第八届TICAD最突出的特征在于政治功能的显著上升，即日本试图借此强化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将会议转化为对中俄战略围堵的舆论与外交支点，从而在国际秩序重构的过程中稳固其在西方阵营中的战略地位。日本对“全球南方”的认知转变在2023年七国集团广岛峰会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峰会东道主，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会前紧急出访非洲四国，日本首相时隔七年再次踏足非洲。这一外交行动不仅谋求延续日本在能源与经贸等传统领域的对非合作，也明显体现日本将非洲纳入其“国际秩序外交”战略布局的意图。 这一以“国际秩序外交”统摄对非合作的取向，在此后的TICAD机制中得到进一步制度化延续。2025年8月，第九届TICAD在日本横滨召开，参会规模创历届之最。会议通过《横滨宣言》，日非双方官民共签署324件合作文书，创历届新高，其中矿产勘探、开发与加工类协议占据显著比重。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时任首相石破茂在核心边会上正式提出“印度洋-非洲经济圈倡议”，将从印度延伸至中东再至非洲大陆的广阔区域定位为“新经济增长中心”，并纳入“印太构想”框架。该倡议以海上通道重构与关键矿产供应链多元化为两大支柱，意在开拓绕开中东咽喉要道的替代性航线，并推进构建“去中国化”的友岸供应链。这标志着日本对非政策从以多边合作对话为主的TICAD传统模式，转向以“印太构想”为顶层统摄、以海上通道与关键矿产供应链为核心领域的模式，是体系化战略部署的实质性转型。 进入2026年，随着世界主要经济体围绕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的博弈持续升级，日本对非外交的安全化与地缘化转型进一步凸显。继任首相高市早苗将能源与关键矿产等资源安全合作确立为对非合作的优先方向，并在赴南非出席二十国集团约翰内斯堡峰会期间，明确表示将“印度洋-非洲经济圈倡议”的落实列为与南非深化合作的重点方向。2026年4月底至5月初，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先后访问赞比亚、安哥拉、肯尼亚、南非四国，并在内罗毕就“印太构想”提出十周年节点发表对非外交政策演讲。此访国别配置高度对应日本资源安全需求，覆盖赞比亚的铜钴、安哥拉的原油与稀土、南非的铂族金属与锰等从能源转型到高端制造的关键金属全谱系，其实质是“去中、去中东化”的双重多元化布局。更值得一提的是，肯尼亚成为日方“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对非合作的首个非洲大国，叠加2026年日本对武器装备转移制度约束的松动，标志着日本对非外交正由安倍时期完成的“由援助向经贸”转型，进一步迈向“由经贸向安全”的升级，非洲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位阶恐将发生远超以往的结构性变化。

五、结语

　　回顾日本战后对非战略的演进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政治象征到经济驱动，再到地缘战略主导的转型路径。这一演变不仅体现日本对外政策从被动回应向主动布局的转化，也反映其在全球力量格局重塑中，基于对非功能性合作的自我定位调整。冷战初期，日本将非洲作为提升国际认同的“第三世界”触点，依托“亚洲经验共享”建立起对非外交的初始框架;在能源危机与出口导向经济压力推动下，非洲成为其“资源外交”的关键一环。随着援助机制的日益成熟与TICAD的制度化推进，日本对非战略嵌入更为系统的多边发展议程之中。然而，日本对非战略真正的深度转型，发生在21世纪特别是2005年之后。一方面，中国等新兴国家在非洲影响力的迅速上升，日本认为必须突破传统ODA逻辑，构建以民间投资、市场导向和产业合作为支撑的新型框架;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日本认为非洲不仅是资源与市场来源，更是制度性影响力竞逐的前沿地带。在俄乌冲突、中美战略博弈以及联合国改革等议题上，日本愈加注重借助七国集团等西方机制“借船出海”，试图在“全球南方”国家间扩大话语权，以维持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制度性存在。

　　诚然，伴随日本在国际体系中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的下滑态势，其对非外交的推进也面临愈加明显的能力瓶颈。近年来，关于日本是否还能持续主办TICAD的疑问在其国内舆论中频频出现，反映出日本对非战略现实约束的普遍认知。日本对非战略将继续在传统援助逻辑与地缘战略考量之间寻找动态平衡。一方面，面对老龄化加剧与经济增长停滞的国内结构性难题，日本亟须开拓非洲市场以维系全球经济影响力;另一方面，在“印太构想”和美西方协调机制框架下，日本也需扮演制度性盟友的角色，这将决定日本后TICAD时代的对非战略走向。当下，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非合作论坛也长期引领国际对非合作。随着中美战略博弈走进深水区且中国正成为在非影响力最大的域外国家，日本着力于遏华战略，在非洲对华进行结构性竞争。这也是中日发展模式、发展理念以及目标市场选择的间接较量，而中国的优势日趋明显。日本在对非战略中愈发以中国为重要参照，力图在差异化中确立自身定位，而非洲亦展现出日益增强的战略自主性。此外，未来中日能否在非洲实现适度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在政治外交分歧中寻求对非合作共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球南方”合作格局的走向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

　　(注释略)